第一节 抗战期间四川真耶稣教会的发展

抗日战争期间,和沦陷区相比,四川是个相对比较稳定的地区。但是,南京国民党政府迁至重庆,统治力量加强。真耶稣教会总会迁重庆,加强了真耶稣教会在四川传播的力量。沦陷区不少民众逃难到了四川,在水深火热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中,为真耶稣教会在四川的发展,提供了极为良好的土壤。
前面已经说到一九三三年,总会同意湖南成立了以黄以利亚(曙光)为首的灵恩布道队。先到了宜昌,“圣工大开”。布道队又派汤志场同任(?伍)兴海两人入川,一九三五年黄晓光也入川帮助。首先“拣选”了重庆市市长张必果的夫人,于是“非常神奇不断显现”。当时最为兴旺的是在四川广安。不到一个月加入真会的就有一百八十余人。但“四川帮会团结排外,诬告本会施洗祈祷为邪术。县长怕他们的势力,又加上级政府没有加以有效的保护,未熟的果子被大风摇落下去了。”已见前述。
广安真会被封闭之后,《卅年专刊》载,真会总会(时在上海)于一九三七年八月六日呈文内政部,报告“广安本会近被解散不准集会”,并要求“呈请通行各省市切实保护。”内政部发“礼廿一--廿六年八月廿四日发00九四六号复文”作出处理。称“已援情咨请四川省政府查明保护矣”。至于“所请通令各省市切实保护一节则应毋庸议”。
此事发生在上海八·一三事变前后。八月六日,上海总部为广安事件呈文内政部,八月二十四日内政部批文下达。虽然如此,从记载看,广安真耶稣教会被县政府封闭之后,直到一九四七年亦未能恢复。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上海总部举办第四期神学会,四个月,四川参加的学员有何马利亚、辛循光、邹马可。回川以后努力“为主工作”。但重庆的情况,原来市政府那部份人离开了重庆。原来又没有买下地方,有力量的人又不多,所以直到抗战爆发时,四川虽然还有重庆一处真会,但人数不多,力量也不大。
抗战爆发,吴约翰全家由南京入川,“住在重庆七星岗真会的楼下。四层楼房与教会各占其半。可是十居八九的费用,都由吴赞生长老全家负担了。”
《卅年专刊》说 ,在总会迁渝之前,曾先派酆荣光执事住持渝会,但没有记载详细情况。后来,一九四七年在十一次全大上,酆荣光的报告中,说明了一些。见《真耶稣教会圣灵报》第一卷第一、二、三期合刊。说是一九三七年“全大”(当为第十次全大)之后先到的湖南,在湖南工作。“迄二十九年(一九四零年),奉调至重庆工作。忆初去时,正适敌机肆虐,轰炸频仍。凡属同灵,均感痛苦。加以会堂三次被毁,全体同灵均陷于万难交迫情势之下,实感无法复兴。幸蒙主恩,藉全体同灵,百折不挠之尚勇精神,竟于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冬,重建会堂,恢复聚会,灵工大作。各省难胞均至该处聚会。总会交(?,又)得该处相当援助。职为推广真道计,并先后至川东、西、南、北各有本会之地,予以援助工作,均甚圆满。尤其川北,灵种广布,信者繁多,极为发展……。”酆荣光介绍了渝会艰难困苦的情景,教会迅速发展的态势,由于是在大会上的发言,只能概括,而不能详细介绍。
而渝会同总会的相互支援,《卅年专刊》的介绍反倒更详细一些,虽然也是概括。说是,总会于一九四四年迁到重庆以后,对于“渝会圣工”随时扶助。而渝会又帮助总会。因为总会初迁重庆时,人手稀少。渝会的负责人又把一切力量贡献给总会,“有谋同商、有事同劳、有钱同用”。总会工作因而顺利,“渝会灵工也渐渐兴起”。
四川的情况,由于重庆教会和总部在一起,有些情况很难区分得清清楚楚。在十一次全大上,魏以撒的发言应当既涉及总会,也涉及渝会。请参见本编第一章第二节。
在第十一次全大上,四川代表郭子民报告四川情况时,则如是说:“四川教会开创于廿五年(一九三六年,误,当在一九三三年,见前述),经黄以利亚执事率布道队到川。廿六年(一九三七年)吴约翰全家到重庆扶助教会。俟后,宜昌回川之杨公正到川北、恩施教会迁川南之信徒到南溪,于是三方而会合成立驻渝办事处。由吴执事、酆荣光及兄弟负责。”由此,四川当地教会的骨干应为三个人:郭子民、吴约翰、杨公正。

四川各地的真耶稣教会,据《卅年专刊》所载,大体上可以分为四大区域:
1、川东区。奉节县有两处。这是“在大艰难中产生的。”在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冬,黄曙光、王永生、戴义民等带领宜昌的灵胞逃难路过奉节县时,黄曙光同奉节的慈幼协会接洽创办难童教养院,黄被委任为院长,于是乘机创办了教会。
2、川西区,在南溪县境,以致于附近的古宋县、泸县、宜宾一带。
在民国廿九年(一九四零)日寇侵至湖北恩施。在荣军教养院的“本会灵胞”,据政府命令西迁,到了南溪。这一支日渐发达,还举行了献堂典礼,总会还派遣董玉林执事前往参加。在南溪起过重大作用的王重光,他深谋远虑,日夜不懈。“主又拣选了多人在各地服务,某长老(?)也前往作他们的帮手。曾开办神学讲习会一次。每次布道大会曾有三百人聚会。计在南溪一处受洗的已有四百多人,十一样灵恩无不全备,哈利路亚!”
3、川北区。在川北“播种灵种”的是杨更(公)正。他是在宜昌“蒙恩”的。到川北播撒了真耶稣教会的“灵种”。在一九三八年的五月及八月先后创立西充的才桥和仁和场两处教会。不过,后来他“因为缺少灵界经验,竟受了邪灵的迷惑”,于是“川北本会就受了无形的打击。不过灵种是已经种下去了。”
此后,又有梁约瑟执事从重庆前往,以仁和场为起点,渐次向四周发展。不过,这又是后话了。
4、川中地区。就在重庆左右。《卅年专刊》除前述有关情况而外,其他所知情况都在一九四七年了。
在一九四七年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酆荣光、郭子民的发言,都涉及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四川真会。(见《真耶稣教会圣灵报》第一卷第一、二期合刊,纪念卅周年和第十一届大会专刊)郭子民所说只有概略,酆荣光则有稍为详细的介绍,重点则在重庆。谓:“迄(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零)奉调至重庆工作。忆初去时,正迨敌机肆虐轰炸频仍,凡属同灵均感痛苦。加以会堂三次被毁,全体同灵均陷于万难交迫情势之下,实感无法复兴。幸蒙主恩藉全体同灵百折不挠之尚勇精神,竟于三十年(一九四一)冬季重建会堂,恢复聚会。灵工大作,各省难胞均至该处聚会。总会交(?又)得该处相当援助。职为推广真道计,并先后至川东、西、南、北各有本会之地予以援助,工作均为圆满,尤其川北灵种广佈信者繁多,极为发展。”

以上四个区域,在这个阶段,现在能找到详细记载的,只有《卅年专刊》所载川北的状况。在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三月卅一日川北联席会的代表王雅各,出席在重庆召开的四川省支会成立大会时作了一个报告,报告了川北真耶稣教会的发展史略,其概如下:
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杨公(更)正在宜昌“蒙恩”,随即返回西充县复兴场本乡。在乡“禁食三十九天,立志传道”。与李雅各耀久等共同建立教会于西充天桥场李耀久家。后二人到西充县传道,被县政府拘禁两月有余。出狱后,又传道三年,杨“被主接去”。李耀久在四乡苦传,嗣后“圣工”发展甚快。谢光才、谢光武两位到重庆真会接梁玉根(约瑟)传道到西充帮助。梁很能吃苦,工作非常努力。重庆酆荣光执事也曾两次到西充帮助,教会根基逐渐稳固。杨公正的父亲杨香宸(亚伦)亦领洗传道。杨香宸系前清文生,“德学兼优”,虽年已古稀(一九四七年时已经七十八岁),亦不避寒暑,长途跋涉,扶杖“遍传福音”“令人感奋不已”。“其《圣经》之熟,当算为川北传道中之第一人。”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圣灵动工”,即先后开创仁和、双江两分会。会务日繁,遂经会友代表大会议决,依照会章成立真耶稣教会西充办事处于西充仁和场。至此,方始建立“川北圣工根基”。当时的负责人有:何奠安、杜有农、王在兹、庞积成、谢光才、谢光武等,“颇努力捐助,推动川北一带圣工。”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六月,组织布道队到南部开创教会,“圣灵大大动工(此时雅各在此开创,与王树生同工),救恩普遍川北西南盐三县。神迹奇事,所在皆有。”
一九四六年,因为“圣工发展甚速”,遂召开川北理监事会议。议决遵照总会及国民党政府的规定,把原来的西充县办事处改组为“真耶稣教会川北联席会”,会址设在西充县仁和场徐家祠。除呈报总会备案而外,又向西充县政府备案,县政府批准指令存卷。
这一年(一九四五)春季,理事李洪联、张耀武、喻在容等热心提倡,修建“圣殿”一所。在南部西门外车站上面。按一九四七年的物价指数估计,约值四百余万元。教堂前约一百码即为川陕公路,地势雄伟,可以俯瞰全城的风景。

在这个阶段,真耶稣教会在四川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邪灵”的干扰,除前述杨公正(更正)而外,还分离出来一个“天母会”。
据《卅年专刊》载,天母会创始人为戴藏珠。江西人,女,年约四十。幼时曾念过一些儒家典籍,作过女相士。其夫为真耶稣教会的王某,所以知道真耶稣教会。民国廿八年(一九三九)秋,某传道人(?)从武汉飞到重庆的时候,她受了洗。时间不长,她就疯狂起来。她在加入真耶稣教会以后“没受灵洗”,遂辞去保育院教员的工作,与其夫到青木关求圣灵。她说她曾禁食四十天,在旅馆中同主耶稣结婚。说自己才是教会,只有她才是真正的新妇。据《圣经》上所说男与男行可耻的事是犯罪的行为一句话,大发议论。(内容无记载)。说什么教会既然是新妇,新妇必是女人。但女人很多,只有她一个人才是。况且各国都尊天父,不知有天母,人类怎么可以有无母之国呢?有母,则为我戴藏珠。并不再与其夫同寝。说什么:“我良人主耶稣时常和我同寝,所以我不敢再与王先生同寝了。”
戴藏珠夫妇二人遂挂起大十字的招牌,云游治病。每人挂号费一元,先由她给病人祈祷、按手,然后由其夫给药医治。在成都下监牢四十七天。又从四川徒步走到宝鸡,“想迷惑那位给她施洗的人。辩论问难的日子已经多了,仍是两不相服。幸有神权判断真假,才使她们离去了。前后有十余人曾追随她。
一九四零年,宝鸡一带大旱,麦子都要干死了,“全教会请求某传道人为他们求雨。圣灵就预言说:‘十天内必降透雨’。于是同朱西拉、黄提摩太、陈谢尘等天天禁食祈祷,以灵锥钻透铜天[6],
蒙主许可,当众宣布那句预言。
那位自称天母的也当众说:‘若是你们承认我天母,六天就下雨;若不承认我是天母的话,六年也不给你们下雨了。叫你们丢人!使你们好好认识我。’
那位得启示的人又当众问她说:‘若在十天之内下雨呢?’她说:‘若下了雨我就去吊死。’
到了预言的第九天的下午,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滂沱如注,欢声雷动。”
第二天早晨,有些好事的人就手中拿了绳子找到戴藏珠,问她上吊不上吊,这儿有绳子。她当然不敢作声,“但没有悔改的表示”。雨住了,她也就走了。后来又到过西安、到过河南,无人接受她的传道,后不知所终。不过,她虽然如此,“除了谬解经义之外”“口中没有毁谤个人的话”。她的丈夫王彼得也是如此,口中不毁谤人。他对某传道人虽然很好,但“因为他犯了大罪危害主的教会,也不能叫人不防备她。”
据《卅年专刊》统计表,在抗战期间四川新建的分、区会有:一九三八年五月,杨公正等创建大桥场区会;八月,杨公正又创仁和场区会。一九四零年九月,王永生创奉节分会。一九四一年正月熊玛拿西等创建南溪分会。一九四五年七月,王雅各等创流马区会,王雅各又创南部分会。一九四四年十月,梁玉根创双江镇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