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道生在天津真耶稣教会曾经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见前述。《卅年专刊》说他有响亮的歌喉，朝气蓬勃，凡事都注重规矩、整齐的仪式。参加过南北合一的代表大会，也参加过第七次（后改称八大）全国代表大会。雄才善辩，很能代表北方的意见。在真会是很有名声的。但却离开了真耶稣教会，去办什么“神的教会”。为什么如此，《卅年专刊》说有五大原因：
“他本人的个性太强。他曾要求把在天津怀庆里总会的名义搬到他的家中，没得到那位传道人的同意，心中不满，此其一。
死于字句之下。他生了错误的念头，以为本会会名没有明文一贯的字句，他查出有数处圣经都是‘神的教会’，此其二。
不善与人同。别人的善他不能随同，他自以为的善别人也不愿苟同，以至在领袖中间彼此发生了磨擦。他为要便于专行独断，乃毅然改了‘神的教会’，以克服他所认为的困难。此其三。
他不能居于人下。他想别人可以易如反掌似的开办教会，自己又有经济能力，岂不更容易了么？他就印发宣言自称总会以便号召。此其四。
他挡不住撒旦的引诱。当牛长老按立他长老的时候，他才受洗没一个月，可算是初入教的了。这就是第五大原因。”
他受洗时年约四十岁，只有一个儿子。全家受洗之后，“大蒙生养众多的福”，八年没有生育的长夫人李玉梅到四十五岁时又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没有生育过的刘乃宣（二夫人）也生了一个儿子、一位女儿。“并且如同俄别以东的家一样，大蒙福佑，凡事顺利。”他在真会前后共七年，脱离真会以后对真会的教义和信徒并不反对。在他的口中从不轻易提到别人的短处。只是改变会名，自立己养。随他而去的大约有百余人。当初为他施洗的那位传道人，曾多次流泪劝他，但他仍然固执己见，一直到死。
《卅年专刊》评论的第四条是很重要的：“他想别人可以易如反掌似的开办教会”，自己当然也可以办。这一条原因并非只适用于毕道生。在整个真耶稣教会的历史上“别人可以自办教会，我当然也可以自办教会”的现象层出不穷。这些人，当然是一些领袖欲极强的人。而一些人想要独立自办教会，必然导致真耶稣教会的内部纷争，又从而导致分裂。于是就形成了真耶稣教会历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各地情况，所知者如下：
据《圣灵报》第九卷六～七期，一九三四年三月初十，在赵县城内新道街成立真教会，当天受洗者廿九人，“求得圣灵”者廿人。
当年，六月廿九日，天津真会报告，怀庆里真会迁至东北城甬常关后门对过。因“自前年市变（当指前年日寇炮击天津华界事）以来，所有附近信徒多迁移，至教会聚会至感远离不便。长此以往，有碍教会发展。”六月廿九日是报告时间，但报告未能说明迁移的时间。
《圣灵报》第十卷第五期（民国二十四年五月三十一日出版）载，一九三五年四月十四日至二十日，又于天津东门内真会河北省支部召开了河北省第一次灵恩大会。每天四次聚会，平均每次约百余人。“圣灵大降，受水洗者三十二位，并都受了灵洗。大病蒙医治的，计七位之多……”。为二十一日河北支部大会做了准备：改选张约书亚长老为代议员，李以利、程介三、张雅各为负责；夏言冰女士为书记。又为了加强团结，“决议天津市本会，今后每逢安息日聚会合一，及经济会合一，行政合一，以收团结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