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卅年专刊》上的点滴记载
1、关于莆田
《卅年专刊》的记载始于民国十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公历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却无详细情况。只是在一年以后，莆田真会周年纪念时，在民国十四年农历十月十日（公历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版了一本纪念刊物，名为《全兴周年纪念刊》。这本刊物现在没有找到，《卅年专刊》作了简要介绍：四开纸，四号字印的，分送性质。总编辑是林何西，负责人为张巴拿巴，答复为萧仕提反，发行主任为赵安提亚。上有“本刊经张巴拿巴长老许可，准与圣灵报同光”之语。不过只出过这一期，以后没有再见。
内容大概有如下一些：⑴真耶稣教会之性质；⑵本会传末世警告瞭望之责；⑶纪念民国十三年九月二十六日（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四日）真耶稣教会入兴历史；⑷涵江堂事略；⑸江口堂事历；⑹六烟仙脱籍归主；三女徒因梦投诚；⑺仙游大坝堂之历史；⑻西埔堂事历；⑼铲洋堂事历；⑽仙游城内堂历史；⑾郭多马长老所论“神的恩赐末日降在真耶稣教会证明信徒得真神迹之凭据”；⑿为全兴长执表、教务要闻；⒀出死入生原文。《卅年专刊》对这个刊物评价为“宗旨纯正，无可指责。可惜没有继续出版，或为‘纪念刊’三字所限了，也许被以后的不同心所止了，至为可惜。”
《全兴周年纪念刊》还提到了莆田西面的仙游，东面的涵江、江口，说明真会也已经传播到了这些地方。至于西埔堂、铲洋堂今为何处不详。
民国十六年三月初四（公历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福建莆（田）仙（游）真耶稣教会母会”出版了一本刊物叫《查经刊》。编者为林何西、萧仕提反、陈文秀等。出刊动机是因为正月初十（公历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一日）的查经会“收效宏伟，各地灵工兴起，作一报告。”
《卅年专刊》说它“内中除略反对当时的总部负责及规章以外，大都为佳美的果子。福建本会进展之快可为全国之冠，惜一方面反对规章，一方面处置的太早，以至走入歧途分裂的地步。为不服从规章以至乱源至今（公历一九四七年）不清。进展由快而慢，为处置失当，各走极端。此刊是非卖品，也就是出了这一次就停刊了。嗣后陷于敌对的情况，那有时间再容许作这美好的见证呢？所以教会内部非求平安无事不能进入建立的阶段。”
其中透露出一些分裂的消息但又语焉不详。什么事情“处置的太早”而“走入歧途分裂”？是否是如果“处置适时”就不致“走入歧途分裂”？
林何西，当张巴拿巴在南京举办的总部第一次神学会之时，山东丁育民受潍县真会委托特到南京“条看南方教会与巴拿巴之动作”。张巴拿巴“使福建弟兄林何西，假说他与巴拿巴是不同的，故此人于一晚上同弟到山后谈论魏保罗长老之事，弟（丁育民）信他是实心，就实言告之。不料想他是巴拿巴所使，他打听小弟之心，探听我与他果真反对否…….”从这个情况看，林何西应当是支持张巴拿巴的。则《查经刊》所谓“处置太早”之事不应当是反对张巴拿巴？而反对规章的详细情况此处没有说。
2、关于福州
一九二七年，张巴拿巴由广州返回上海时路经福州，这是他第三次到福建了。但有何作为未见记载。
《卅年专刊》詹桢“真耶稣教会福州本会之缘起及其发展”一文说，自一九二三年十月张巴拿巴到福州传道之后数年，到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择定地基于大墙根十五号，兴建会堂，不数月落成。楼上为聚会之所，楼下为祈祷所、招待室、宿舍等。又在毗连处置房屋一座，为长执及传道住宿之用。一切设备逐渐充实。每届灵恩大会，各地真会前来赴会的人很多，非常踊跃。又于西园设置公墓，以为真会灵胞安息之地。至此，福州真会的根基已经牢固建立。一九二八年五月，在第五次全体大会（原称四大）上，钱亚伯报告说：“大墙根之新会堂，已于去年落成，可容七八百人。”“去年”也者一九二七年。落成时间与詹桢所记不同。见一九二八年《圣灵报》第三编第五、六期。
二、从一九二四年开始，真耶稣教会在福建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这是从其他记载中综合整理出来的。
综合郭多马、张约翰在第四号《圣灵报》（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八日出版）上的见证可知，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九月、十四年的正月十二日到十七日（公历一九二五年二月四日至二月九日），以及八月二十一日（公历十月八日），福建连续召开了三次全闽真耶稣教会大会。会堂的发展，在第一次大会时只有九处，第二次有二十处，到第三次时已有五十处。而一九二七年，张巴拿巴在当年四月一日《万国更正教报》第二次三版上发表“福州真耶稣教会成立之感言”中说，“如今（当指一九二七年）计算，闽本会共有六十多处，灵胞几千人，每晚聚会”。福建真耶稣教会自一九二四年以后的几年中发展之迅速可见一斑。
第二号《圣灵报》（民国十四年，公历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二日，夏历乙丑岁闰四月初一日出版者）记载了蔡彼得在福建传道概况。谓“彼得自去岁孟春别后，回尤学习传道，设立教会五处。九月与全闽大会后（当为前述第一次全闽大会）……”。“去岁”当为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孟春当为正月（公历二月五日～三月四日）。回“尤”，当指回福建。去岁孟春之后“回尤”设立了教会五处，哪五处不详。张巴拿巴《福州真耶稣教会成立之感言》谓“甲子（一九二四）正月，予同一位长老、一位执事到建瓯，主选美以美会牧师张约翰、蔡彼得归入真教，时闽中只有五处本会。”与蔡彼得所记一致。
蔡彼得又记，九月，全闽大会之后，初十（公历一九二四年十月八日），往兴化，路经长乐县坑田乡，在美以美会教堂开会三天，更正为真会。此事不见于其它记载。
之后，到福清松下，开会三天，建立真会。松下真会也不见于其他记载。
九月二十三日（公历十月二十一日），到兴化莆田叶敏章家。二十七日（公历十月二十五日）起开会三天。十月初一日（公历十月二十八日）施洗中治好了一蛊胀病、一大麻疯病人。遂在城内建会。这是莆田城内的第一个真教会。
此事，陈光藻《真耶稣教会总会及部分省县教会简史》一书记载甚详。谓叶敏章为莆田城内电报局局长，福州人。其妻、母及亲戚多人已在福州加入真会。叶病，其妻、母来探，对其“见证真道”，叶“领受”。遂发函福州真会，请派人到莆田传道。于是郑永生、蔡彼得一同来莆。蔡彼得在《圣灵报》上之报道，应即此行之结果。先在叶敏章家中布道。当时有老会传道者宋步梯（亚波罗）和老会的教友郑仁烈先（但以理）、许十五先（迦勒）、吴吓觉（达太）、唐美玉（吕底亚）等多人听道，查考圣经，接受“真道”。陈光藻又记，当时城内衙后头人萧杰候（仕提反）、萧吓希（路求）兄弟二人来戒鸦片，并决心传扬“福音”。宋亚波罗、郑但以理、许迦勒、吴达太、叶敏章五人按立为长老；萧仕提反、萧路求、郭吕底亚、萧西比亚等人按立为执事。不久，龚辉州（那翁，原为圣公会传道者，后又转入自立会为牧师）因病在真会治愈，遂入真会，后也被立为长老。
莆田真会的首建时间，记载中纷纷乱乱，莫衷一是。《卅年专刊》就有两种说法，一说是莆田乃真会在福建初熟地之一，时间在一九二三年。而在书末所附之统计表中又作一九二四年，创始人则作萧仕提反。而陈光藻谓萧仕提反（杰候）是在莆田真会建立之后，与其兄弟吓希（路求）同到莆田真会戒革鸦片的。那末，萧仕提反不应该是莆田真会的创始人。而莆田真会建立的时间则又归于一九二五年。但若从《全兴周年纪念刊》判断，莆田真会建立的时间应该在一九二四年。因为此刊出版于民国十四年，即一九二五年。从一九二四年算起，方可称为“周年”。并且，《圣灵报》蔡彼得所记也在一九二四年。而《卅年专刊》关于莆田真会始创于民国十三年九月二十六日（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四日）的说法是可靠的，因为这与《圣灵报》记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十月二十五日）起在叶敏章家开会三天可以吻合。时间仅差一天，但可以解释为九月二十六日（十月二十四日）到，第二天起开会。
蔡彼得又记，于当年十月初四（公历十月三十一日）与郑永生同往仙游某乡（惜资料看不清）施洗、建会。前述《全兴周年纪念刊》中提到仙游两处教会：大坝堂及城内堂，不知与此处所载又是什么关系。仙游真会的创建，陈光藻未有详细说明。
初八日（公历十一月四日）往钟洋（钟山与游洋？）将安息会更正为“真会”。当为《全兴周年纪念刊》所记“钟洋堂事历”。之后，到莆田城外后黄村，将美以美会更正为“真会”。十一月初六（公历十二月二日），到福州？（资料不清）口，郭多马等也来此，将美以美会教堂更正为“真会”。
“今年正月十二日至十八日（公历一九二五年二月四日至二月十日）又于全闽大会后，次日，同胡腓力长老、张约翰长老、郑永生执事往下江亭……设立本会。”下江亭教会隶属何处不详。
二月初一（公历二月二十三日）又到了福州北门外秀山乡，真会长执多人来此传道，施洗建会。（《卅年专刊》统计表中作福州“井关外秀山”，且无创始人，亦无创始时间。）初九日（公历三月三日）又到闽清六都乌头沙坪开会、施洗，旁观者三四千人。建立教会。“风声传闻，老会大起恐慌，惟有拱手让步而已”。所谓“闽清六都乌头沙坪乡”，不知何处。
以上钟洋、后黄、？口、下江亭、闽清六都乌头沙坪乡均不见于《卅年专刊》，陈光藻也没有提到。
第四号《圣灵报》（公历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八日出版）上关于福建立会的消息较多。除郭多马见证全闽大会及会堂数量而外，长乐梅花乡真会的建立记载较详。
三月末，黄提多、詹贞先到了长乐青桥真会，做了一些巩固工作。然后到了梅华乡。开会三天，每天都有八九十人听道。立会之后，陈群羊也到了梅花乡。值得注意的是，梅花乡陈西拉（元谦）全家受洗。陈西拉后来还参加过以张巴拿巴、郭多马为首的赴台湾布道队。青桥、梅花真会，《卅年专刊》统计表中有记载，但均无创始人及时间。此外，长乐后山人猫利，在梅华“归真”之后，全家二十一人都受洗，在自己家中建立了教会。后山真会，无论《卅年专刊》还是陈光藻，均未提及。
樟湖板张约翰的见证，也提到了蔡彼得、郑永生一行传道之事；长乐杭田是在郑拿但业处立的教会；在莆田设堂。但明确指出在“兴化开会，立本会一堂”，然后又“继往莆田开会，又立一堂”。那么，兴化并非莆田，莆田亦非兴化，应为两处。这一次在兴化立会看来与最早传入之真会无关。
然后张约翰又述自己传道经过。邀杜闪光（亚波罗）到樟湖板立会、在莆田又立一堂、在谷口立会等；另有两处立会，惜原始资料字迹难辨，可能是莆田存？及巷头坪？另外，还提到古田真会，但非初建，则古田真会应在此之前已经建立。陈光藻虽然记真会传入福州之后也传入古田，但无具体时间及创始人。《卅年专刊》亦无。当张约翰到各地传道时，樟湖板教会由南洋回来之余路加（原为医生）办理。余路加管理樟湖板真会，张巴拿巴《福州真耶稣教会成立之感言》亦曾提到。谷口真会，惟见于此，别无所见。
高路加在第四号《圣灵报》附张（公历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八日出版）上见证了同蔡彼得、黄腓力受陈元谦（宁法）及其姐陈希比之邀到漳州石码建会的经过。《卅年专刊》虽有统计，但既无创始时间，亦无创始人。
而更为详细的，笔者目前能找的资料，还是陈光藻《真耶稣教会总会及部份省县教会简史》。前面已经提到真会在莆田建会的情况，之后，陈光藻又记郭多马、黄提多到莆田之后，又到了涵江，原老会教友徐西面（五先）全家受洗，并献房作教堂，正式建立涵江教会。
这一年江口、塘头、后郭、下柯、山兜、郊上都相继建立会所。
福清江镜也建立教会。
洋门王鸿福在江镜受郑永生医愈已廿七年之震颤病，遂回家建立教会。
“福音”又传到莆田黄石，并建立了教会。由龚那翁长老常住牧养。由于信神戒烟效果极其明显，莆田、仙游“烟民”又多，“因着信，不药而愈……各地群众纷纷前来入教戒烟”，“真道”传播极快。黄石附近的邹曾徐、遮浪、天马、西园、清江、东华、东甲都先后建立会所。
江东老会教友祁东光（又名广东仔）在涵江接受“真道”，回到村里建立江东真会。并按立祁弥迦（吓棍）、祁约珥（土丛）为执事，牧养附近教会。东山堂（邹曾徐）的林推基古（九弹）、邹道基（金勋）也按立为执事。
黄石的胡梅、陈丛常到各处帮助“兴旺福音”。祁弥迦口才极佳，到处“传扬福音，牧养教会。”不久，笏石、北高也相继成立教会。进而迅速向海边及偏僻乡村发展。笏石方面的前沁、濑宅、珠江、前江、霞屿、渚林、许厝、赤岐、平海、西柯、坎头、张厝、胡厝等地都成立了会所。北高方面的程洋、码头、程口、后周、高洋、前徐、埕头、竹庄、美兰、林宅、中沁、山前、度边、榄山、东窝、西窝等地也成立了会所。并很快向埭头、大蚶山一带发展。东湾、土头、山顶坪、田边、下坂、顶港、湖尾、黄瓜等地也相继成立了真会。
涵江真会成立不久，南日沙洋九船仔到此戒烟成功，回家引导多人“信主”，加上萧士提反、萧路求的作用，遂在沙洋成立了真会。并按立杨犹利亚、杨鲁孚、杨杏春三人为执事。“当时患重病得主医治及死而复活者屡有见证，一时轰动全岛，教会日见兴旺，信徒达到千人以上”。李路加、林亨、朱永奎、龚那翁、酆荣光、唐向标等经常到南日传道。
民国十四年（公历一九二五年）张巴拿巴对福建教会的巡视
这应该是张巴拿巴二到福建。
《传道记》载，于长沙二大（后改称三大）分裂真耶稣教会之后，张巴拿巴到湖南攸县皇图嶺后，应江西之请，经汉口、武昌到了江西吉安、南昌。于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二月又到了南京，之后到上海，六月到温州。“七月二十一日（公历九月八日），我到上海，接到福州的信，议定八月廿一日（公历十月八日）开全省大会……（经南京往福州）……我到福州，刚好他们举行开全省大会。福州本会开创至今将有两年之久，全闽已有六十余处本会。而各代表已纷纷前来与会了，开会七天，灵工大震……议定每年开两次全省大会。又议决建筑会堂，共捐出二千二百余元以作建筑费。大会毕，接续开长执会，举郭多马长老为全闽负责，担任办理支会事务。又举二人巡视各处本会。当时又革除长老一名，男执事一各，女执事二名，共四名。……被革职的长老、执事乃福州许德丢、建瓯江以诺，还有二位女执事。当初蒙恩的时候，毫无灵界的阅历，忽然受了魔鬼的迷惑，以为自己就是四活物了。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外传道，使本会在古田各处受了许多的毁谤。但古田地方距福州省城约有三百余里……当时他们所行的事，省城本会完全不知道，等到发觉，已是全省大会时期了。但他们也出于不知不觉的行出这事来，等我们提醒他，他们方才醒悟。”
关于这第三次全闽大会，只找到这里的记载，弥足珍贵。不过，许德丢等四人究竟犯了什么错，张巴拿巴也仍然还是语焉不详。古田真会受到什么样损害也不清楚。
九月初七日（公历十月二十四日），张巴拿巴同郭多马，从福州出发往兴化一带巡视。初九日（公历十月二十六日）到了郊上村。在此，张巴拿巴介绍说，郊上村是因为有人（未记姓名）到莆田受洗治好了肺病、眼病，戒掉了鸦片，回乡极力“为主作证”。当时莆田萧仕提反执事也在郊上村办公事。于是就在这里开办教会，施洗五十多人。这次张巴拿巴、郭多马来，大家当然很高兴，但又因莆田开灵恩会的日期已到，在郊上村只吃了一顿饭就走了。到涵江镇徐西面执事家过了一夜，初十日（公历十月二十七日）到莆田真会。在这里开会七天，受洗者六十人，包括一位圣公会的牧师、自立会的牧师。大家热情洋溢，决意建筑会堂，捐洋两千余元，作建筑费用。九月十八日（公历十一月四日），同莆田几位执事，前往仙遊，次日到达。此处会众大多原来是外邦人，在这里开会三天。然后到仙遊县钟洋村真会：“当时，有本会弟兄郑慕道受了北京万国更正教魏以撒迷惑，他就发生了种种的错谬。我们当时曾劝告他，他终不回头。我们恐怕他毒根蔓延，贻害全体，当时特开临时长执会，把他驱逐出会，以免留魔鬼的地步。”当年冬，张巴拿巴出《儆醒报》，或与此事有关。
九月廿七日（公历十一月十三日），由仙遊钟洋村又来到涵江真耶稣教会。当时涵江准备开会，印刷广告，各处张贴。遭到各老会的毁谤。说是真会乃“催眠术大家。凡有钱的人，一经信他，必受其欺哄”。不少人信以为真，开会时，参加的人就少了。二十九日（公历十一月十五日），回到福州南台。南台新会堂告成，开会两天，受洗者数十人。
十月十五日（公历十一月三十日），张巴拿巴同郭多马、蔡彼得、林道生等，由洪山桥出发，到淮安、经洞口、竹崎、白沙、闽清口，十七日（公历十二月二日）到达水口，住在金钟潭真耶稣教会。第二天，到黄田真会，在此开会三天。二十二日（公历十二月七日）下午，到双坑真会，开会三天。二十六日（公历十二月十一日），“到尤溪十七都湖头乡，开会三天”。二十九日（公历十二月十四日），又到樟湖板，聚会两天。十一月初二日（公历十二月十七日），又一同到溪洋、保福、下庄、山洋坑、上朱、牛角笼各处真会。初八日（公历十二月二十三日）来到古田真会，开会三天，以后续开执事会，“因为该县设立的本会共有四处。但因他们办事不肯尽力，所以暂时停止男女执事二十二人，留蔡彼得和郑永生二位在此照管。”十一月廿四日（公历一九二六年一月八日），回到福州关外秀山真会开会。十二月初一日（公历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四日），到长乐梅花村真会，开会三天。初四日（公历一月十七日），回到“福省本会”，当为福州大墙根真会。
十二月初五（公历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八日），同郭多马等人往厦门去，初七（公历一月二十日）到鼓浪屿真会，初次见到台湾黄以利沙、黄醒民。二黄是从漳州特地赶到鼓浪屿聆听张巴拿巴布道的。在这里开会三天，同老会传道士公开辩道，结果是使他们“烦恼而退”。正月初二（公历二月十四日）到了石码地方“宣传真道”。初八日（公历二月二十日），往鼓浪屿磋商往台湾布道事。二十日（公历三月四日），到了台湾基隆。
陈光藻又记，一九二六年，由于教会发展迅速，在福州城建立了福州支部。工作范围包括福州、古田、连江、南平、长乐等地的教会。负责人未见于记载。在莆田城内仓边巷真会，建立闽南支部，负责牧养及管理莆田、福清、平潭、仙游及漳厦各地的教会。选萧仕提反执事为总负责。陈迦犹、郭吕底亚两执事为负责，陈爱灵为文书。
为什么未能成立统一的福建支部，而是两个支部，原因不详。陈光藻又记后来在一九三九年，两个支部合一，组成福建支部。
“耶稣圣神教会”的出现。这是因为福建的一部分人反对总会而在福建建立的。一九二六年，张巴拿巴在南京组建了与北方分裂的总部，同时制定了“规章细则”以管理教会。此举招致了福州人林西拉、陈见信的反对。以为，只要有《圣经》就足够了，“总部”以及管理教会的“规章细则”都是多余的。总部负责张巴拿巴与之辩论，但林、陈二人态度刚硬，坚决反对，被张巴拿巴开除。二人遂在福清渔溪煽动陈子瞻等附从，结果使渔溪信徒三分之二的人员跟从他们，脱离总部、支会，另盖教堂，名为“耶稣圣神教会”。其他人，则在丁约珥、郑希平等组织下，仍然拥护总部、支部，也另盖教堂。
这应该就是前述《查经刊》中的“反对规章”事件的详情。
后陈见信自知错误，一九三三年在闽南支部大会上当众跪下，向神认罪祷告，弃邪归正，脱离林西拉、陈子瞻。后热心传道，“兴旺福音”。一九四七年，恢复长老职位。
第五次全省大会
福建虽然设立了福州、闽南两个支部，然而，全省大会却几乎是一年一次。前面已经提到一九二四、一九二五两年开了三次全省大会，第四次大会未能找到记载。而《圣灵报》第三卷第四号（民国十七年，公历一九二八年四月廿日印行）消息栏中刊载了由钱亚伯撰稿的“福建本会开第五次全省大会纪事”一文。文中称“戊辰年夏历二月初三日至初九日（公历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九日），乃是真耶稣教会福建支部开第五次全省大会的日期……。”那么，一九二八年已经建立了“福建支部”，同陈光藻所记不一致。可惜的是笔者无从弄清楚究竟何处所记为真。钱亚伯所记“福建支部”这一概念会是意指“两个支部”吗？
这次大会，与会代表有吴达太、郭多马、詹桢……等三十八人。代表来自的地点，可知者有“兴化、连江、上游”“上游下府各县”等地，没有详细具体的记载。
这次大会显著特点是强调团结、统一。
头一天，郭多马领会的讲话中就说“真实认识主耶稣的人，无不坚固建立在磐石上，纵有一二不良种子，扰乱本会统一的办法，究竟反成全神的旨意……。”晚上聚会时，大家对郭多马讲道“论真耶稣教会是有统系的，是有秩序的，没有混乱亦没有分开的，因神是独一，主乃一个，圣灵亦是一个。论教会是主的肢体……真实属主里面的必定联络一体……”“极表喜乐”，非常赞赏。郭多马在领会中又强调“分别真假，弃粗糠而收良麦”，接待则要“防备假兄弟的工作”，不能“乱行接待”。黄提多讲道则“论爱心团结帮助福音进行，因为魔鬼最怕我们有组织、有统系、有规矩的办法……”。陈马利亚讲道中也强调“有了同心合意，就一体可以联络起来”。大会还决议“扰乱本会的假兄弟，不论到什么地方本会，不能接待他们领会讲道。”
在大会之上，没有点名针对谁，从现在所知背景看，只能说是针对陈见信、林西拉等的反对规章、分裂的。
初八（公历二月二十八日）上午施洗，下午设洗脚礼后办圣餐。按立长乐张宁法、福清江阴张提门、福清渔溪丁约珥为执事；由黄提多涂油，诸长执按手在他们头上。
当年五月，总会第四次（后改称五大）全体大会上，钱亚伯作为福建代表报告了这次全省大会的概况，也强调了“福建本会，在此两年间，虽云发达于福莆仙各县，但不免有魔鬼之抵挡。最可慰者，本年开第五次全省大会，来与会之各弟兄，无不深明统一之宗旨，以及联络之办法。故七天聚会，极表欢乐……足见假兄弟之混乱，破坏其所不知，未有不失败其工作，至于败露的地步”。
而福建真耶稣教会的分裂，并不仅限于陈见信、林西拉等。莆田的分裂人物中还有一个林祥川，即林何西。陈光藻说他是莆田城内赤柱人，同郭吕底亚、徐罗大等人参加过南京总会一九二六年举行的第二期神学会。学习期间，林何西不守规矩，经常外宿，屡教不改，被张巴拿巴开除，怀恨在心，在莆田城堂经常无理寻衅。一九二八年八月，莆田城堂召开全县灵恩大会。会上，林何西大闹讲台，用手铃砸打正在讲道的陈马利亚，将其推下讲台，会场一时大乱。龚那翁遂上台宣布，愿听林何西讲道者留下，其他人都散去吧。于是大众纷纷散去。当日下午在郑但以理长老家开临时职务会议，决议退还林祥川所捐八十多元大洋，要其保证今后不再到真会挑衅。林何西同意，并签字为约，在南门另设教会。后来，在一九四零年，又到莆田城内真会搅闹，结果，被判徒刑三十天。他的南门教会，在解放后也解散了。
一九二八年四次全体大会（后改称为五大）之后，张巴拿巴《传道记》载，先到广东布道近两个月，返沪经过福州，受当地真耶稣教会的挽留，遂在福建进行了第三次传道活动。九月八日（公历十月二十日），从广州搭轮回沪，到达福州。时适值福清渔溪真会开灵恩会，张巴拿巴想趁机到下游一带整顿一番，“使那些假弟兄不得混乱”；什么样的“假弟兄”不明所指。和李钜升于十四日（公历十月二十六日）起程，次日（公历十月二十七日）到渔溪，大会的第二天。陈群羊、钱亚伯两执事都在。会毕，同钱亚伯一班人再到莆田开全体职务会议，“促进他们对于教会当如何之进行，对于敌基督之人的行径，当如何的判别，使当职的弟兄，个个能知魔鬼的工作”。“渔溪本会受洗者数十人。我们由莆田又到江阴海岛。该处本会准备开三天灵恩大会。九月二十一日起至二十三日（公历十一月二日至四日）止，主恩浩荡，当时的人愿领洗者五十余人。闭会后我们于二十四日（公历十一月五日）由江阴起身，所经过之地，郊上、后郭、塘头、涵江等十余处……二十六日，始到莆田城内……因为福建下游一带，从前经过假弟兄的……破坏统一的办法并规章的办法。当时稍有不明白的弟兄，被其影响者，不乏其人。所以这时候欲征求他们的意见。列席的长老、执事有许迦勒、郑但以理、吴马太、龚那翁、萧司提反、萧路求、郭吕底亚等人。至此，他们都服从总部统一的办法。当时定于二十八日至三十日（公历十一月九日至十一日）止，开福建下游成立支部大会。各自本会的代表共二十三人。即选负责三人：萧司提反、李路加、陈提摩太。下游支部成立后，我与萧司提反、钱亚伯由莆城起程经由郊上村，以后就回福州城内大墙根本会。十月初（公历十一月十二日～……），我同钱亚伯执事这（？，‘这’·字疑衍）往上府一带巡视各本会。经过黄田、双坑、樟湖板各处。但这些地方，未免都有受着假弟兄的诱惑，我所到之处都是劝勉、安慰，提醒他们，大家都醒悟过来。”什么样的假弟兄，也没有说。从唯一透露的消息来看，大约还是关于统一、关于规章办法的事。果然如此，当时的福建各地真会，大概有一种反对规章的普遍倾向。
特别重要的一点是，福建曾组建过“下游支部”。这是全部有关福建真会资料中所见的唯一的一处记载，别处不见。只知这个支部的“来龙”，而“去脉”就不得而知了。
一九三零年，前江祈祷所建立。东峤前江村人朱永奎，一九二九年，因同村几个人到霞屿真会戒掉鸦片之后，在林乌强家聚会拜神。朱永奎同朱应等多人到乌荣家祈祷所祈祷拜神，也戒掉了鸦片，受洗入会。遂于一九三零年在朱应家成立祈祷所。朱永奎之妻唐吓富患“虱子瘟病”非常危险。会众为其切祷，唐“看见一位身穿白衣的天使来，病即痊愈”。从此全心全意“为主传道”。他虽然是家中贫穷，文化低，但极其勤奋，努力追求。并反对洪、祁等人的分裂，拥护总部、支部大局，坚守住了许多教会。
《卅年专刊》中还提到了福清的海口区会。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林传炳因吃鸦片无法戒绝，听说瞻阳（江镜以南）真会能戒除鸦片，于是加入真会，果然“蒙恩”脱离痛苦。而瞻阳何时建立真会不详。此外还提到了南台。魏八斗因筋骨痛，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九日由高路加代祷而愈（《圣灵报》三卷二期）。《圣灵报》六卷六期记渔溪王何瓠有肺病，于民十七（一九二八）六月十三日，由张得恩代祷而愈。张得恩之子，二十七岁，畸形，背弯似骆驼，身园象车轮，于民十七（一九二八）七月二十三日由萧仕提反代祷而完全好了。
下面对勘一下《卅年专刊》、《总部十周年纪念刊》和陈光藻《真耶稣教会总会及部分省县教会简史》三处对这一阶段福建真耶稣教会会所建立情况的记载，庶几可以更进一步了解发展概况。为说明方便，所涉及的刊物分别用《卅》、《十》代表。《卅》及陈光藻所记未能说明支部隶属关系，以下凡《十》记有者均隶闽南支部。
长乐县潭头镇区会，《卅》作一九二五年二月，由王亚基布创建；王亚基布仅此一见。《十》及《陈》无记载。
莆田分会，《卅》作一九二四年由萧仕提反创建，地点在莆田城内由义巷六号。而由前述可知，在一九二五年，是福州真会派蔡彼得、郑永生前去开创的；萧仕提反（杰候）、萧路求（吓希）兄弟二人在此戒烟信主，并按立为执事，。则开创者不应为萧仕提反。而蔡彼得在《圣灵报》上发表的传道概要，仍作一九二四年，陈光藻时间有误。《十》则记有莆城教会，在莆田城内仓边巷，一九三七年统计时负责人为郑但以理。两者是否就是一处，不详。两者均在莆田城内，只是巷子不同。而《十》的统计在一九三七年，《卅》统计则在一九四七年，其间教会处所或许有过搬迁？《十》则明确指出闽南支部所在地是仓边巷。
黄瓜区会，《卅》作一九二九年林永阿创，地点在莆田东门外埭头镇黄瓜。陈光藻作一九二五年，大异。
东湾区会，《卅》作一九二九年十月林德通创，设在莆田东门外埭头镇东湾村。陈光藻亦记在一九二五年之下。
汀港区会，《卅》作一九二八年五月林刘乌创汀港区会，地点在莆田东门外埭头镇汀港。陈光藻没有提到。
以下，凡《十》上有记载者，均隶属于闽南支部。
顶港，《卅》统计表无。《十》作一九二九年建，负责人林光前，在莆田平海顶港。
涵江区会，《卅》作一九二五年徐西面创，地点在莆田涵江镇。陈光藻作福州真会派郭多马、黄提多到涵江布道。老会教友徐西面（五先）全家信道，献屋为教堂，建立教会。徐，及其妻罗以、女罗大均按立为执事。
塘头区会，《卅》作一九二六年陈文斌创，地点在莆田涵江浦尾转塘头。陈光藻作一九二五年，无创建人。《十》亦记为一九二六年，负责人陈文斌。陈光藻误。
郊上区会，《卅》作一九二五年李路加创，地点在莆田江口郊上村。陈光藻未记创始人。张巴拿巴《传道记》作萧仕提反。《十》亦作一九二五年，负责人萧仕提反。
苎头，《十》记创建于一九三零年，在莆田平海区苎头。负责人谢芳。
髻杯屿，《十》记一九二九年建，在莆田平海，负责人为吴九车。
黄石区会，《卅》作一九二六年十月胡梅创，地址在莆田黄石玉塘街。《十》亦记为一九二六年，地点在黄石东门外；负责人为陈丛。玉塘街或在东门外，或教会曾经搬迁。陈光藻记在一九二五年条下，当时常住牧养者为龚那翁长老。
东山区会，《卅》作一九二七年邹坤创，地点在莆田黄石镇东山。《十》记一九二八年建，负责人为邹坤。《卅》又记邹曾徐村区会，由邹喜添等人创建，时在一九二八年。而陈光藻记邹曾徐即东山堂，时在一九二五年。
笏石区会，《卅》作一九二七年一月林涛创，地点在莆田笏石街。《十》记在莆田笏石“市”，一九二七年建，负责人张俊卿。陈光藻记在一九二五年，误；未记创建人。
湖尾，《卅》作创建于一九三零年八月，在莆田东门外埭头镇湖尾。创始人、负责人均为邱天贵。《十》所记年代、负责人同，地址则作莆田平海湖尾。
西窝，《十》记创建于一九三零年，在莆田北高西窝。负责人为翁文瑞。
南日区会，《卅》作一九二七年杨狗船创，在莆田南日岛白山洋。一九四七年负责人为杨犹利亚。《十》记有白沙洋教会，一九二六年建会，在莆田南日白沙洋，负责人为杨犹利亚。白山洋或为白沙洋之误，一九四七年已升格为南日区会；杨狗船是否就是杨犹利亚，不详。
官澳，在莆田南日，《十》记一九二八年建会，负责人为刘阿照。《卅》无。
霞屿，从前述正文中可知，莆田霞屿是建立了教会的。《卅》记创建于一九三零年，创始人林崇。《十》有，但无创建时间，负责人为林崇。
江东区会，《卅》作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祁东光创，地点在莆田黄石镇江东村。陈光藻记祁东光又名广东仔，老会教友，在涵江真会接受“真道”，回家引导全家“归真”，向村内老会教徒见证，在本村建会。并按立祁弥迦（吓棍）和祁约珥（土丛）为执事，牧养附近教会。《十》亦记在一九二五年，负责人为祁约珥。
后郭区会，《卅》作一九二五年五月方撒该创，地点在莆田涵江镇望江乡后郭村。《十》作一九二五年，在莆田江口后郭。
桥尾，在莆田江口，《十》记一九二八年建会，负责人为关如显。《卅》无。
遮浪区会，《卅》作一九二七年五月吴达太创，地点在莆田黄石镇遮浪村。《十》记在一九二九年建，负责人为陈群。陈光藻仍作一九二五年，未记创始人。三处所记，时间误差甚大。
后洋：《卅》统计表中没有记载。《十》作一九二七年建，在莆田东门外后洋；负责人方滰。
后周区会，《卅》作一九二八年三月周崇创，地点在莆田北高镇后周村。陈光藻亦列在一九二五年条下，没有提及周崇。《十》则记在一九三二年创建，负责人为周贵卅四。
北高区会，《卅》作一九二七年二月祁米迦创，地点在莆田北高镇程洋村。陈光藻也将其列在一九二五年条之下，未提及创始人。祁米迦已见前述，是在一九二五年于江东真会成立时按立为执事的。一九二七年建北高区会，较合乎实际。《十》亦记有北高教会，地点只记为北高，无建会年代，负责人为卓犹士都。
西皋区会，《卅》作一九二九年九月祁米迦创，地点在莆田北高镇西皋村。陈光藻未提及此处教会。
冲沁区会，《卅》作一九二七年四月创，地点在莆田北高镇冲沁村，创始人不详。《十》记同，负责人张孔。陈光藻曾提到北高“中”沁建立了教会，或为“冲”沁之误。陈光藻并未提及创始人，时间顺序则列在笏石、北高建会之后。
以上主要在莆田一带，以下则是在福清一带的立会情况。
渔溪分会，《卅》作一九二七年郑希平创，地点在福清渔溪街。《十》同，一九三七年负责人为丁约珥。
塔山区会，《卅》作一九二六年蔡更生创，地点在福清渔溪镇塔山村。《十》作一九二七年建，负责人为蔡更生。
后东区会，《卅》作一九二七年陈齐口创，地点在福清渔溪江阴岛后陈。是否在江阴岛后陈，颇有疑问。因为《卅年专刊》又记在后陈有祈祷所；且既在后“陈”就不应名为后“东”区会。《十》则记有后陈祈祷所，在福清江阴后陈村，一九二零年建，一九三七年负责人为陈文乐。两者是否为一，不详。一九二零年创建后陈祈祷所是很值得注意的，这说明在张巴拿巴到福建之前，真耶稣教会已经传入了福建。请参阅第二编第十一章。一九二零年所建有两处真会：此处之后陈村及高山的南胡，此处只见后陈村；而从此之后，两处则均不见于记载。
南湾区会，《卅》作一九二八年杨阿莲创，地点在福清渔溪南湾村。《十》作一九二九年建，负责人为杨钦荣。
东郑，《卅》作创建于一九三零年，创始人林坚基。在福清高山东郑村。《十》记负责人为陈立钟。
莆头区会，《卅》作一九二八年高义钿创，地点在福清江阴岛莆头村。《十》则记有埔头教会，在福清江阴埔头，一九二七年建，负责人为高崇莲。
东山，《十》记一九二六年在福清江阴岛东山建会，负责人为张提门。此非莆田之东山。
下楼，《十》记一九二八年在福清下楼村建会，负责人为严水明。《卅》则记为一九二九年在福清江阴岛下楼村建祈祷所。
东营，《十》记一九二六年在福清龙田镇东营乡建会，负责人为余圣恩。
江镜，《十》记一九二六年在福清江镜旧天主教堂建会，负责人为何细珠。《卅 》统计表记为一九二六年于福清龙田镇江镜村建祈祷所。不知两处所指是否为一处。
仙游城内，《十》记在仙游城内横桥头，一九二五年建会。负责人为林国永。
杉尾，《十》记在仙游杉尾街，一九二六年建。负责人为严宁法。
枫亭，《十》记在仙游 枫亭街，一九二六年建。负责人为杨马可。
钟洋，《十》记在仙游西门外钟洋，一九二四年建。负责人为郭提摩太。
后埔，《十》记在仙游西门外后埔，一九二六年建。负责人为林亚居拉。
土塞，《十》记在人，仙游土塞乡，一九二五年建。负责人为张耶孙。
大垻 《十》记在仙游大垻,一九二五年建。负责人为严约西。但又记有大垻祈祷所,在仙游南关外大垻。
福州支部所属教会，《十》则记有秀山教会，一九二五年建。《卅》则记在井关外秀山，无创始人，也无创始时间。《十》又记负责人为张约伯。此外《十》还记有：鸽子楼、汝南、岳庄、姬堂、格子李、高徐等教会，但只记有负责人，而均无创建时间，是否创建于此一阶段，难以确定。
此外，《十》又记直属于总部的还有厦门教会，创建于一九二九年，在厦门思明路。负责人为吴来居拉。当年上报晚了的有三斗教会，在福清渔溪镇三斗。一九二六年建。负责人为倪林美。
隶属于闽南支部的祈祷所
西园祈祷所，《卅》作一九二九年创，地点在莆田黄石镇西园村，创始人不详。陈光藻记在一九二五年条下，在黄石立会之后。《十》作一九二七年建，在莆田黄石西园。负责人为陈椿。
下坂，《卅》记创建于一九三零年，在莆田埭头大蛤山下坂。《十》在莆田平海区下坂。负责人为刘金瑞。
张厝塞祈祷所，《卅》作一九二八年，张厝塞祈祷所，在莆田平海张厝塞。陈光藻没有提到。《十》记在一九三一年建。
《十》又记有“张厝”祈祷所，无创建时间地点负责人，不知与张厝塞是何关系。
濑宅祈祷所，《卅》一九二八年八月创建，濑宅祈祷所，在莆田北高镇濑宅村。陈光藻也记在一九二五年条下，并记在笏石方面，不在北高方面。《十》无创建时间，负责人为许点四。
埕头祈祷所，《卅》记一九二八年八月创建。在莆田北高埕头。《十》亦记在一九二八年，地点在莆田桥东埕头乡。负责人为叶俊英。
林宅祈祷所，《卅》记一九二九年六月创建。在莆田北高林宅。《十》亦记在一九二九年，地点在莆田桥东林宅。负责人为林九叠。埕头、林宅两处，陈光藻都提到了，无准确时间，列在一九二五年条下。都在北高立会之后。
顶冲沁，《十》记创建于一九三零年，在莆田北高区顶冲沁。负责人为张太平。
东华，据前述正文，东华是建立了祈祷所的。《十》记创建于一九二八年，在莆田江东东华。负责人为陈光荣。
西皋，《十》有西皋祈祷所，一九二八年建，负责人为杨杏春，在莆田南日岛。
后澜，《十》记一九二八年创建，在莆田南日岛。负责人为胡亚居拉。
林头，《十》记创建于一九二六年，在惠安林头村。负责人不详。
塞里，《十》记创建于一九三零年，在仙游杉尾塞里。负责人为傅阿长。
后萧，《十》记创建于一九二六年，在仙游枫亭后萧。负责人为萧业震。
大垻,参见前述大垻教会。
洋门祈祷所，《卅》记，一九二六年创洋门祈祷所，在福清渔溪镇洋门村。说是：最初，在美以美会的传道王鸿福患疯病无法可治。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听说江镜村（福清以南、渔溪以东）真耶稣教会有医病之权能，于是“弃假归真”，请同灵代祷，稍有神恩。又请郑永生拿但业执事来此祈祷，并开办教会传道。前来归会的有“老会会友、有病的、犯鬼的、求道的”，教会于是就建立起来了。陈见信、郑永生常常来帮助。洋门村倪立福彼得为执事，负责教务。
王鸿福执事，陈光藻亦曾绘声绘色地进行了描述。记王鸿福为美以美会牧师，为王马可长老之父，所患之病为四肢震颤，病二十七年，无法可治，已有十二年不能下床行走。到江镜村真会求医时，是用其妻织的七块布，绑在轿上抬去的。郑永生叫人解开后大喊“奉主耶稣圣名解开你的捆绑”，并在额头抹油。牵出轿外，立即行走。遂受洗入教。之后，走了十八里回到家中。从此在村内及附近传道，并建立教会。陈光藻在其书中曾两次提到此事，但就是没有说王鸿福的家（离江镜应有十八里）在什么地方。据《卅年专刊》所记在洋门。
洋门祈祷所，据《十》所记，一九三七年统计时，上报迟了，列在统计表最后。作：创建于一九二六年，在福清南西亭洋门村。负责人为倪彼得。
《卅》又记，一九三零年创岑下祈祷所。同年又有北诧祈祷所。岑下、北诧均在福清高山镇。一九三零年创南湖祈祷所，南湖也在福清高山镇。一九二八年，在福清江阴岛后陈村创祈祷所。关于后陈祈祷所，请参阅前述后东区会及第二编第十一章。
《十》还记载了几个直属于总部的祈祷所，但均无始创时间，也无负责人。都在福建漳浦，计有林前、新墟、笼架、石牛尾、竹屿、岱高、赤水圩等处。姑附于此。
再来看看，有哪些是陈光藻提到而《卅年专刊》未能统计到的。北高方面有东窝、美兰、前徐、中沁、榄山、程口、西窝、高洋。美兰，《卅》有“美澜祈祷所”，亦隶北高，不知是否就是一处。但《卅》又记“美澜祈祷所创建于民国卅一年九月”，则当在一九四二年，不属于这个历史阶段。笏石方向的张厝村、西柯、渚林、赤岐、胡厝、许厝。黄石的天马、东华、东甲。埭头的土头、田边。此外，还有由江口传过去的山兜，由涵江传过去的沙洋。
《圣灵报》有载而《卅年专刊》没有见到的有：兴化、樟湖板、谷口、后山、钟洋、后黄、下江亭、坑田、松下、闽清六都乌头沙坪乡等。
此外，《总部十周年纪念刊》所记也有许多不见于《卅年专刊》，不再详列。
《卅年专刊》为何缺载如此之多？遗漏是很可能的。但也有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一九四七年统计时，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会所，因为种种原因未能支持下来，所以，在统计时就反映不出来了。陈光藻就说“真道传入福州市后也传入古田、连江和南平等地。后因缺工人牧养，渐趋衰微，终至圣灵停止工作。”
上面的统计是否全面，看来不是。前面已经提到过有几处记载，资料模糊，难以判断。上面不厌其烦地统计对勘，有什么意义呢？其意义在于,说明真耶稣教会传播总的形态是：可以在建立之后，永远坚持下来，也可以在建立之后，自行消散。生生灭灭，是由各地会所内外主客观各种条件决定的。由此可以推断，全国各地真耶稣教会的演变也应该如此。只是因为关于福建的资料较为丰富一些，笔者可以就此进行论证而已。当然，也说明对于资料记载不能偏听盲信，是需要整理辨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