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真耶稣教会在上海的创立，从现有资料记载来看，很难找出清晰的创建及发展脉络。前述一九二零年一月二十二日出版的第四期《万报》上已经记载上海的真会组织有：北京路八号 爱多里 宝兴路 宝山路四处，及“上海宝”一处。至少有四处是准确无误的。《万国更正教报》一九二零年阴历十一月初一（公历十二月十日）出版的第六期第一面上。由“主笔耶彼得三多”撰写的“万国更正教屡次的报告”一文中提到“上海监督执事劳整光”。但劳整光与第四期《万报》所记上海四处真会有无关系，则找不到任何踪迹。
非但如此，这几处真会处所，同《卅年专刊》上的记载，也找不到任何关系。而且，《卅年专刊》上的记载也多有不清楚的地方。
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中华基督教全国大会在上海召开。张巴拿巴、高大龄、魏以撒在武昌参加二次全大之后，就赶赴上海。全国基督教大会，一九二二年五月二日至十一日在上海南京路市政厅召开，出席大会的教派大约有五十二个，又有东三省的代表，及其他十六个省的代表，以及在日本东京青年会、留日圣公会、新加坡、朝鲜、美国的代表。华人代表总计四百八十一名，特邀九十八人；西人代表约四百八十人。总计壹仟余人，规模不可谓不大。据“中华民国十一年五月二日至十一日基督教全国大会报告书”的记载，魏以撒、张巴拿巴分别为直隶和山东真耶稣教会的代表，而高大龄则仍以山西自立会代表身份出席。
真耶稣教会的这三位代表，充分利用了这次机会。据说“在大会代表中为本会起了很大的争论。主席团对本会曾要拒出会外。但圣灵赐给三位代表的口才灵智胜了他们，得以安然度过，并且在一千一百八十九位代表中作了美好见证。当时起了很大的革命，甘肃与河南、广东代表出头和主席团公开理论，以至不能按照发言的规矩说话。因为主席团的人们都存着势力眼，不给小教会代表发言的机会。文字方面有基督徒报加以无情的攻击，每天都可以送到每位代表的手中。本会是纯真本色的代表中国教会惟一的代表。但主席团的人们都是西洋妈妈生的，开口闭口夸奖他们的洋妈，更惹起了许多代表不满，以至大打出手。本会代表看来这是圣灵动了工要给本会开路。就赶机会给他们传讲真道。大会以后就趁时而作，先借了一个地方开布道会，不到一个月，水洗九十六人。于是上海的本会就在这个机会中开创了。”以上为《卅年专刊》中的记载。其中有些话语语焉不详。如每天都可以送到每位代表手中的“文字方面有基督徒报加以无情的攻击”。谁发行的基督徒报？谁攻击谁？攻击的内容？都不清楚。从上下文推测，也许是一些“小教会”攻击主席团的文字？参加大会的魏、高、张三人，会后在上海究竟是如何布道的，在《卅年专刊》上完全找不到魏与高的记载，唯一能找到记载的只有张巴拿巴。
关于参加上海的基督教全国大会，张巴拿巴《传道记》也有记载如下：（在武昌大会之后）“我于四月初旬即赴上海参与基督教全国大会。我与大会的原因是为基督教以前曾发两封公函，一封到山东，一封到湖南。我想许多的教会对于参加这种大会，非用许多气力运动不可，他既有公函，可以藉此作传道的机会，因此我就连忙赴沪。不料一到会所，他们反而不接待，不准我入会。我当时责问他，既不使我入会，为何发上两封公函请我呢？他也自知理由不充分，方才给我证徽，请我入会。他原来看真耶稣教会是外国人传的，当我巴拿巴是外国人，所以先前的公函和以后的见面，方有如此差别。我和他们聚会十日，中外代表共一千二百多人，会名共有一百二十余种。我那时虽没有多时讲道，可是带来的（？）报，已经完全分散了。”
张巴拿巴的记载只有“我”，而没有高大龄、魏以撒。而笔者搜集到的大会报告书记载的代表名单中是高、魏、张三个人；高的身份是山西自立会代表，张与魏则同为“真耶稣教会”的代表。那么，当张巴拿巴同大会理论为什么不许参加大会时，高大龄、魏以撒也必定在场；至少，魏以撒也应当在场。张巴拿巴《传道记》确有掩盖历史真相之嫌。
从上面《卅年专刊》的记载来看，真耶稣教会在上海的开创应当是借在上海参加全国基督教大会的契机而开始的。再，请看《卅年专刊》上蒋约翰关于《上海本会略史》的记载：
“申江自从开辟商埠以来，交通便利，人烟稠密，竟成了东方最大都市之一。在表面上看来，巍峨而堂煌的建筑物，望衡对宇，种种物质的设备，形形色色。真所谓有美皆备，无丽不臻。但是他的内容解剖一观，却是漆黑一团，充满了罪恶之素。全沪的人们淹没在深坑里，等候那大日的审判。
虽然外来的各教会林立，亦不过播其欧美风雨、挂羊头而卖狗肉。甚至被帝国主义者之利用，作为侵略之先锋。庚子教案，即其左证。其余各教门之设教立会，亦以行善救人为标榜。但是述而不作，能说而不能行。幸天上的真神于一千九百十七年（即民国六年）在欧战将要结束之时，于东方我们的中华民国放了异彩，降下圣灵，为人民开一得救的门径，设立了一个‘真耶稣教会’，广传真理。所以在民七（一九一八）大战就停止了应验（《示》七章二十三节）。而黑暗的上海于民国十一年春，亦见了真神的神光。在是年三月间有传道人张殿举来沪，布道于闸北长安路李姓家中。适有李之友人任彼得先生，信心会会友，闻听真道大为受感。将传道人接到家中（在长浜路同孚路口）每日研究真道。任君之母赵靠主老太太系内地会会友，耳聆真道，非常注意。主就开导她的心，叫她明白真理。由此她就立志跟从了救主。
传道人在沪两个月之久，在五月间赴湘开会。赵靠主既接受了真道，乃抛弃一切，跟从传道人同去湖南。在湘受洗，并受了主所应许的圣灵。在长沙住了三阅月之久，专心考查真理。事毕返申，抵达沪地已八月杪矣。自从到沪之后专事为真理作证，因此结了好多的果子。孙竹林先生亦流归本会，逐日祈祷查经，很为热诚，主给他许多美好的证据。至此，他决志为主打美好的仗。每日事毕均到任君处祈祷查经。缘因任君在信心会任事，所住亦信心会地方，本会之祷告有时同声高呼，为各会所不悦，亦恐受信心会之疑忌，因此决欲迁移。于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二月初迁到斜桥。租赁平房一间，设备颇为简单，仅几条板凳，一张桌子而已。此乃沪会成立的起点。虽然在此窄小之会堂，但灵工却是大振。各会会友流归者大有其人。蒙主祝福，人数天天加增。当日教会之负责人为赵靠主老太太与孙竹林先生，二人照管永生神的教会，会所虽偏一隅而求道之人却络绎不绝。信道之人多数是穷苦的同胞，虽甚贫寒而都甘心乐意供给教会的需用。就如孙先生竹林尚自食其力，将每日所盈余的全数捐入教会。不独这样爱主，每日均有为道奔波，引领许多亡羊（记者也是一份子）。
有王安享者，浸会堂会友。本是一位虔诚拜主的人，闻听真道立刻接受。非常热心，追求真理。全家均蒙主恩同走一路。这一种的快乐，非言语所可形容的。王君业五金，在杨树浦路大连湾路口开王润兴锉刀店，赴斜桥会堂聚会有诸多不便。于是商得会友同意要教会迁到沪东。大家都赞同此举。于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冬十二月初旬，将本会由斜桥迁到了倍开尔路瑞福里五百六十号内。两幢厢房，每月租金卅二元，大家俱甚热心。有安息会会友陈载记先生见会所凳子缺乏，脱了皮袄捐给教会，因此大家甚受感动，立时捐了好多的款项。会所设备整齐，献给耶稣，蒙主喜纳。由此各省求道之人均有加入。沪滨地方甚为辽广，在此一隅聚会不足推广真道。而且传道之人甚为缺乏。”
前面已经提到，《卅年专刊》叙述上海真耶稣教会的传播发展，是借魏、张、高参加基督教全国大会的契机而开始的，然而从全部《卅年专刊》“江苏省本会史略”中的记载来看，能说明这一点的具体佐证，只有蒋约翰的这篇文章。此外，《卅年专刊》第十集《异教之风》中的“十，张巴拿巴与中华真耶稣教会”之后，又附“张巴拿巴达魏文祥、王真光书”一文，其中也曾提到在上海传道的成就：“兄自申（上海）分手，圣工甚忙，有三处加入本会……兄在申受水洗者百廿名，受灵的四五十人……”这封信是张巴拿巴离开上海之后，路过南京时发出的，信中的数字应该是张巴拿巴在上海传道结果的总结。对此，张巴拿巴《传道记》的记载如下：“大会完毕，有青岛路的人接待我，聚会三天。有老会教友李文奎前来赴会。他患病多时，不能吃饭，救主医治，立时痊愈。自立会会长宋崑山君听道受感，邀我到自立会开会三天。当时有一姓韩的，三年直不起腰，来会求主耶稣医治。我当时奉耶稣的名，为他按手祷告，他的腰忽然直了。因此受大水洗者二十五人。以后再开会七天，蒙主施恩，医好病人三十余名。闭会后，又在长安路李文奎先生家里聚会。本（？未）及一月，施洗六十八人。从此，大家都同心合意的敬拜真神。我在上海又遇着汉口余子芳，与他谈道十余日，他即大受感动，向我说：‘凡事百闻不如一见，我当时所耳闻的真耶稣教会与现在亲听长老的指示，实是大相径庭了。我当时听见各会传说真耶稣教会是自夸、狂傲，差不多是一无可取的教会。所以当今（？）年正月，各公会联络起来逼迫你的时候，我是八十四人中第一人，预算用武力捆绑你抛在江中。议定以后，我两腿忽生毒疮，两眼忽然疼痛。向众人所议定的事，便不能照我的心愿举行了。我一直病了三安息，渐渐好了。二月廿九日，下午过江，在小河口遇着淫妇，带领两人将我手里的皮包夺去，里面有银元二百六十四元、钞票五十元。因我二十年前曾与她联合犯了大罪。我因此羞见妻孥，当夜乘船往芜湖，以后来到上海。所以这次得见长老，亲领教诲，都是主耶稣的特恩了。从此以后，余君天天与我来往。我往南京，他也与我同去，便在那里受大水洗了。”之后，余子芳随同张巴拿巴到南京、高邮，但不提赵靠主也随同前去之事。
《传道记》所记张巴拿巴在上海的传道活动较为详尽，“长安路李文奎”当为蒋约翰所记之“长安路李先生”无误。
张巴拿巴特别详尽地记载了同余子芳之间的交往，本稿也全文照录不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卅年专刊》中完全弄不清楚余子芳的所作所为以及他同张巴拿巴的关系。而此处之记载，能完全说明为什么余子芳一直对张巴拿巴忠心耿耿，执鞭坠镫而终身无悔。见后述。
关于真耶稣教会在上海的初创，《卅年专刊》还有一份记载如下：
有署名“无吾”者记《周福源传道记》为：“周君福源，湘省人也。前在老会多年，为人温柔谦虚，事主至诚，甚为同道所钦敬。于民国十一年接受本会真道，与老教会合作布道。在上海樱华里旷场支搭帐蓬，昼夜布道，听者甚众。酷寒天气，一人独卧蓬中，忍苦耐劳之精神非常人可比。每日得食与否尚不得而知。虽如此之艰未见有退缩之气，反而奋斗不懈。夜中俯伏赤地呼苦，呼吁不休。在布道之际收了很大的果效。有张姓得了伤寒，卧病三月之久，骨瘦如柴，翻身不能。周传道只奉主耶稣圣名一句话立起沉疴。来时为人抬来翻身不得，去时已能行走如恒。张某回至苏北为主作证，即引导赵路加执事贤昆玉（弟赵拿但业）先后归主，成立了八区（误，当为‘八巨’）本会。现今（应指一九四七年）有二三十处教会之设立，均由周传道所撒灵种而生长者。复在樱华卅间租屋成立教会。当时尚未把本会大名高举，因吸收各教会之同道弃假归真也。以安息圣日和安息一（指星期日）两天均有聚会。予（指无吾）接受本会之真道亦在此时。由樱华里间迁至槟榔路时才高举真耶稣教会之大名。周君亦从此弃世长眠矣。其为本会也，受尽患难，贫穷困苦，且廉节有识，表明为神之用人。难怪昔日各地本会之蓬勃兴起有如斯也。”无吾又说“念其为吾苏省开创之先锋，父神既已因其得荣，敢无一言以追述乎？”
不过，周福源的传道活动与张巴拿巴在上海的传道孰先孰后不好判断，因为都在一九二二年，而周福源开始工作的月份没有记载。周福源又由谁而得到“真道”，也无从得知。
而樱华里迁至槟榔路没有时间说明，从各方记载对证，大约应在一九二七年。《卅年专刊》记江苏各地真会上海分会时说：“本会原在丽园路。彼时灵胞很少，经济困难。虽沪上大有学问知识的人加入本会。然因骄傲，致使屡起屡仆。近年主另拣选孙竹林执事虔诚事主吃苦，屡次禁食至二十一天之久。灵胞渐多，会所迁移倍开尔路。今又分设槟榔路支会，荣归主名。”登载在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日《万国更正教报》第二次三版。则设槟榔路支会当在一九二七年，所谓“今”又分设者也。而周福源，一九二二年信道，为教会在上海工作五年而去世，恰在一九二七年。
上海真耶稣教会最初发源地的变化迁徙，据《卅年专刊》所载，目前所知大约有如下几点：
①《卅年专刊》谓参加中华全国基督教大会的三位代表魏以撒、高大龄、张巴拿巴的布道，但无具体情况的记载。三人之中，只张巴拿巴有明确记载。《卅年专刊》笼统介绍，而不明确指出究竟为谁，很可能是编者的心态在作怪，要尽量少的说明张巴拿巴的功绩。其实，蛮可以功是功，过是过嘛！
②蒋约翰的记载：一九二二年三月，由张殿举布道于闸北长安路李姓家中，后到任彼得家（长浜路同孚路口，信心会处所），再迁至斜桥，赵靠主、孙竹林负责→倍开尔路瑞福里五六零号。长安路李姓家中，即张巴拿巴《传道记》所记“长安路李文奎”家中。而青岛路、宋崑山自立会接受“真道”的下文如何，不再见于记载。
③无吾的记载：周福源，樱华里旷场，一九二二年→樱华卅间→槟榔路，周去世。但，周福源得“真道”于何处不详，无法判定其源头。
④丽园路→倍开尔路→分设槟榔路支会。
但，丽园路在斜桥，应为一处。《卅年专刊》“三次全大（原称二大）纪要”记孙竹林为“上海斜桥丽园路本会”代表。则②与④可统一为一说。只周福源原樱华里聚会所，大约与斜桥分会无关，后移槟榔路设支会。
⑤第六期《万国更正教报》（一九二零年十二月十日出版）载有四处“真会”。
由以上情况判断，真耶稣教会传入上海，最早应在一九二零年。如何传播，不见记载，推测应为《万国更正教报》的影响。之后，才是张巴拿巴于一九二二年传道于上海。而周福源接受“真道”是在上海还是在湖南，无法断定，也就不好推定是由何处传入的。
一九二三年孙道基（孙竹林）在梵王渡路创沪西分会。
一九二四年，周福源又在上海小沙渡创立分会（今宜昌路一带），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万国更正教报》第七次三版刊登了周福源的报告，其略如下：
“天津真耶稣教会魏以撒长老并执事灵胞道鉴：愿主耶稣基督的大恩多多加给你们……，今将本会景况略述一二。自去岁（当为一九二四年）间教会成立以来，颇蒙神的大恩，圣灵烛照，慕道友已有数百人，受浸者共有一百余人，受灵洗者共有五六十人。诸信徒很有热心，扶持教会。又蒙神示（？赐）我们医病赶鬼之权。今略述一二。去岁正月间，有张学玉患春瘟之病，极其危险。用小车推来，余为他按手祷告，立刻痊愈走回家中。又四月间，吴廷干君患病数月，请医服药越加更重，命在须臾。抬至教会，余为他按手祷告，即日病体痊愈。又刘阿三，六月间患狂邪之病，服药无效，甚是危险，亦乘小车推入教会。余为他按手祷告，立刻痊愈，随即饮食，走回家去。其医治病体痊愈者足有百余人。又为张太太、范太太、刘太太、潘太太，俱多被魔附着，甚是利害。余为他们祷告按手，立刻退去，俱得平安喜乐。总之，医病赶鬼之事甚多。一年之久，难以书述。会中还有神迹奇事、异象预言，所以蒙神如此大恩，不敢隐藏。专此敬请长老执事众灵胞们大安。”
这应该是一九二四年南北分裂之前的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