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卅年专刊》记真会湖北发展史时，最早是从三人布道团说起的。而三人布道团到汉口时，应该已是一九二零年的事了。而且，与上述《万报》的记载，完全衔接不上。
《卅年专刊》说张巴拿巴、郭司提反、梁巴比伦三人布道团，在汉口布道时，轰轰烈烈，各会无不震惊，然而受洗的人却不多，寥若晨星。只有两位由于后来给真会做过不少工作，所以《卅年专刊》特别记载了他们：一位叫杨鹤皋，另一位叫周求真，原本都是安息日会的信徒。关于杨鹤皋，《卅年专刊》有一些记载，而周求真仅此一见，别无所考。另外湖北周姓信徒中只一九二八年在上海召开第五次全大时，湖北代表中有周郁亭一人，不知是否就是周求真。而杨鹤皋，于《卅年专刊》中专门立传，所知较详。
杨鹤皋，圣名路加，湖北襄阳人。应山县侯补知县。能文善画，杭州八位名家之一也。先为安息日会会友。于民国九年（一九二零。一说在一九一九年，误，三人到得武汉时，应该已在一九二零年了），在汉口安息日会得闻郭司提反等三人传道受感，虔心相信。细心搜集真会的一切印刷品。平日恬淡安静，木讷寡言，登台传道则侃侃不绝，左右逢源。看顾灵胞，尤为殷勤。
曾久住其盟友王安澜师长家。而王公馆上下没有一个信耶稣的。有一天，大家嘲讽他说：“你要是能把那棵死了十四年的枯椿树复活，那我们大家都信。”杨路加说，那好，“我必禁食求之，如不活必不食也，愿父神渡尔救尔”。而结果，杨路加禁食四十昼夜，死树果然复活。于是王师长之母“率众归真”。
三人布道团在武汉收获不大，而黄陂张家店福音堂把三人布道团请去，在张家店建立了真会。彭寿山受洗应在此时。后又到东篁店，有吴约瑟全家受洗，也建立了真会。二次全大时东篁店有代表吴金秀，黄陂（张家店）有彭寿山。
张巴拿巴《传道记》则记初到汉口时，进土当街一间伦敦会讲道。第二天，华楼街伦敦会总会龚牧师也来听道。第三天，人更多。而“郭长恺（司提反）所讲的稍过激烈”，三人被“赶出去”了。但许多教友支持他们。陈忠厚、彭寿山和一富翁邱比臣等约定第四天受洗。而土当街伦敦会的陈教师告诉邱比臣要当心这几个“衣服褴褛，蓬头垢脸的传道者”，“若是山东来的盗贼”，要遭亏损的。邱信以为真，遂急忙收藏财物，不想从二楼跌下来，摔死了。张等“大受逼迫”。彭寿山将他们带到旅馆，第二天彭寿山等就“一同受洗了”。遂到张家店彭寿山家，施洗三次，立真会一处。又被当地天主教会逼迫。张巴拿巴在一“大池塘里施洗的时候，天主教……几个凶汉”把张巴拿巴等人推入到深水之中。张巴拿巴被彭寿山救出。张家店真会，稍有秩序后，遂又到汉口，同各公会辩论一次。又到武昌安息会谈论，再到“鹦鹉洲与老会教师谈道，他都不接受。”于是又回张家店。民国九年（一九二零）正月初三（公历二月二十二日），又到了东篁店。东篁店伦敦会教师吴约瑟接待布道三天，将伦敦会改为真耶稣教会，施洗六十人。伦敦会西牧听说此事，就“请兵前来追赶”，三人由“本会许多灵胞亲自送到河南的边界”，遂到了洛河。
以上所记，与《卅年专刊》对勘，当可互补。而张巴拿巴三人在武汉的活动，显然与前述在《万国更正教报》所记情况没有关系。四期《万报》第一面所记湖北七处真会，当与张巴拿巴三人无关，且早于张巴拿巴所立之两处教会。
《卅年专刊》记，汉口有彭得胜、武昌有袁彼得、蔡马可、石鼎（突活）接受真会。有一位长老给孙传芳的副官张云卿施洗之后，武昌真会日渐兴旺；加上东篁店、张家店共是三处。因此，第二次全大召开就在武昌。彭得胜在四次全大时为武昌代表，一九二六年参加总会第一次神学会。袁彼得精于医术，曾开诊所，对于穷苦病人细心诊治，不收药费，藉此传道，归于真会者不少。蔡马可，抗战期间逃难于陕西时，出力不少。石突活，后为湖北支会理事长。
在武昌接受真会中，还有一个人物，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即湖北广济人范亚伦（《卅年专刊》中《杨路加长老圣迹》一文中提到的，在武昌三道街苦苦支撑局面的有范香山一人，或即范亚伦？）以理发为业。服兵役多年，到过华北、东北各省，见多识广，饱尝艰辛，多经忧患，看透红尘，信主归真。湖北支部成立之初即为负责人。外出传道，则由理发店工作节俭用度为资，用毕返回，再积再出。
一九二二年，武汉初兴，各老会敌视作祟。这一年的正月间，武昌抚俯街真耶稣教会召开灵恩大会。就在这一个月，警察局解散了武昌真会，但不久又重新成立。
张巴拿巴《传道记》载，民国九年（一九二零）阴历三月，接到彭寿山的邀请，到达汉口东篁店，已是十月份的事了。住了几天，才与吴约瑟到张家店，见到了彭寿山。住了多日，接到长沙谭配得、李晓峰的邀请，“因那里已经开办一个教会”，遂于十二月十三日（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同彭寿山到了长沙。在湖南的情况，放到湖南真会史中叙述。
民国十年“十月念五日”（公历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张巴拿巴同谭配得一起，由长沙动身往汉口而去。到了汉口，先在新市场对门租房讲道，散发由湖南带来的单张、广告。十一月初五（公历十一月二十九日）开会布道。由于各公会阻止信徒前来，听道者不多。之后，谭配得回湘，张则仍留汉口。十二月间到武昌，在得胜桥开堂布道，因人多转租武胜门正街的大房子。民国十一年正月间（公历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八～二月二十六日），定开灵恩会三天。各公会闻讯，“即时联络起来，发出公函一百零七件，召集四十二会讨论，设法抵抗”，议定四条：派人将真会广告用水除掉；派人潜听，若有妨碍，当即殴打，驱逐出境；呈请官厅制止，不准设堂布道；若不出境，由余子芳武力捆绑，投入江中。若有“重大事件，自有西人情愿承当。”然而，到开会之日，人群拥挤，“几无插足之地”。各公会所派之人，虽然各人暗藏武器，可余子芳却偏偏未到。张巴拿巴于是“得主的圣灵充满，更显出能力来，证明真道。又蒙我主大显神迹，那一天又医冶了许多病人。”各公会派遣之人，只得暗中退去。“这样，成立了武昌的教会，施洗约有四十余人。”
二月初一日（公历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回长沙，十四日（三月十二日），重返武昌。月余之后，受邀到河南上蔡施洗（见前述河南真会史）。在上蔡一安息，接范香山电报，二月十七日（应为三月十七日，公历四月十三日。）急返武昌。原来是正月间的灵恩会，各公会未能得逞。之后联名“向官厅禀告我们扰乱他们的教会，要求取消本会的名称，驱逐本会的传道。武昌第五警署，恐怕扰乱治安，并且是各公会西人的申请，不得不出为效力。”十二日晚（公历四月八日。此时之张巴拿巴当仍在上蔡。），署长带人声言，真会未经官厅立案，应该停止，又搜去许多书报、单张。十四日晚（公历四月十日），又将罗喜全等四人收押，第二天又释放。十七日（公历四月十三日），张巴拿巴赶到武昌，到第五警署求见署长，署长不见。晚七点，署长带队又将张巴拿巴拘去，“当夜过堂”。署长以真会未曾立案、外国传教是“国际上的条约所定的”为理由，张巴拿巴则以《临时约法》规定的“信教自由”为对；且“我们传道者，又不是扰乱治安；并且是以耶稣博爱的心为心，以救人脱离罪恶为本……这是有犯国法吗？”署长说：“你传道行善，我并非阻挡你，但我们责任所在，不得不然。你有立案，我则认可。你不立案，我即干涉。并且各公会联名告你，说你们的传道与他们不同，你有什么辩解？”张巴拿巴当然以各公会“不本乎《圣经》，任意流于异端，俗化，因我屡次揭破他们的短处，希望他们更改”为对。结果，署长说：“你明天暂且回去，我以后当有办法。”第二天，张巴拿巴出了警署。以后，照常聚会，未遭阻挡，张巴拿巴等仍然坚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