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真耶稣教会中最为重要的人物是高大龄，《卅年专刊》关于山西真会的记载，其实是以高大龄为主的。《卅年专刊》有《高大龄监督行述》一篇，详细介绍了高大龄。文中称真耶稣教会的“灵种”是在民国六年（公元一九一七年）由北京传入山西，而且就是张汉中（亚伯）传去的。这个说法的时间找不到根据，且与《卅年专刊》“真会山西史略”记载相悖。因为《史略》说是张汉中在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于北平读大学时才接受的真道的，两处记载的时间相去甚远。
高大龄，《卅年专刊》称其“年高德劭，名盛一时，圣俗拔萃，一代巨人。自魏总监去世，能维系全局者，高理事长是也。”
高大龄，字椿轩。《万国更正教报》上记为高天大龄。世居山西阳曲县柏板村，死于真元二十五年，享年八十六岁。则当死于一九四二年，生于一八五六年。兴学出仕以后即长住太原。前清禀贡， 学识渊博。西人李提摩太礼聘为中文教师，又与李提摩太共创山西大学。任学监有年，国民党政府中之名流多有出其门下者。
《卅年专刊》谓其先入太原浸礼会。而《总部十周年纪念专刊》载，在一九三一年南北合一大会上，高大龄发言中自谓“兄弟前是监理会，后办新教会”。《卅年专刊》说他“信道诚笃，无出其右。虽在未信之时，娶有夫人二位，自立会竟破格封为牧师，其超尘拔俗之德行可以想见矣”。
山西义和团起，时年四十二岁，大张告示悬赏捉拿高大龄。一日，终为所获。拳民集利刃于其颈上，问其姓名，高大龄以为为主而死，死而光荣，乃直言大声告曰：“我就是高大龄。”拳民不信，又叫大家辨认。这时，识者反不相识，以为他胡说，倒把他放了。义和团被镇压之后，西太后与光绪驾临太原，下诏官绅荐举才德兼优者办理三晋教案。大家都推荐高大龄。但他只是个禀贡，连晋见皇帝的资格都没有。于是恩赐进士，任为钦差。所到之处，自大官至百姓，跪迎数里，轰轰烈烈，盛极一时。清王朝结束之后，曾充任阎锡山高等顾问。青年会和自立会的会长。后见教会弊端百出，乃集合同志在太原晋阳日报馆内创设“新耶稣教会”。每晚差不多有三百人聚会（一说二百人），许多人纷纷脱离西人教会而加入新耶稣教会。
对于《圣经》下了相当的功夫熟背，十分罕见。据说，自四十五岁以后，即按照从前背诵四书五经的办法通背《圣经》，逐章逐节，日夜攻读。三日一小温，七日一大温。每天黎明即起，独自到野外僻静之处，分本熟读，不毕不返。第日计划当背之经，如未背会必返教会或住所中，跪而背熟之后，方才应客。每次登台讲道时，都不拿《圣经》，而每讲一题都要引《圣经》十几处。特别是教训之题，引经据典，剀切晓谕，听者莫不赞佩受益。
高大龄得知真耶稣教会是由于张天俊在太原大力宣传的结果。据说：“他一听见本会的声音，圣灵就在心中跳动，如同以利沙伯的灵歌，随口而出。并宣读更正教报，全体二百余信徒，没有一个不欢迎的。”
据民国九年阴历三月初一（公历一九二零年四月十九日）出版的第五期《万国更正教报》第一面，有文曰“直隶元氏县北褚村真耶稣教会来函”，报告直隶元氏县北褚村真耶稣教会信徒耶约翰治平、耶约翰正林、耶西门锐保平三人“到太原新耶稣教会，就是真耶稣教会”传道，遇见耶雅各得荣、耶腓力万登。时间在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一九二零五月一日～五月十日）之前。五人遂一起行动。领禁食祷告七天。跟随禁食的二次，不足二十名，“圣灵就借着五人的口放胆讲论，说了些异常的话。以致高天大龄等彼此论说，你看这些人所说的话，若不是圣灵与他们同在，断不能言讲此道，实在能刺人心，能助道理，阿利路亚，赞美主”。“每夜聚会，受圣灵最有爱心的弟兄姐妹们约有五十余名，改为姓耶的亦有三四十名”。五人住了七天，然后再分往别处传道，耶洗心亚拿、高天大龄都帮助了路费。耶约翰治平、耶约翰正林计划往定襄、大同、浑源等地传道，于是同耶超升一起出发，到了高大龄家乡柏板村，住了一宿，第二天只走了半里路，不知何故，二人离别了耶超升回元氏去了。
为此，也为得到了《万报》，高大龄特地致函北京耶可心亚门致谢。这封信刊登在《万报》第五期第一面，题为“由山西太原主立‘新教会’，就是真耶稣教会来函”。函中说是耶约翰治平等五人“来帮助太原的弟兄开永生大学，有禁食七天的，有禁食五六天的，有禁食三两天的……”，末尾署为：“神派山西牧任监督耶高天大龄缄”。
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此时，高大龄自创的“新耶稣教会”尚未正式更正，但在耶约翰治平、耶约翰正林给《万报》的传道报告信函及《万报》都称“新耶稣教会，就是真耶稣教会”。即，由于高大龄的态度，真会已经将其新耶稣教会视为真耶稣教会了。
一九二零年五月，在北平召开真耶稣教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高大龄时年六十二岁，以完全赞佩的资格光临，由此立志加入真会。《卅年专刊》“山西史略”记他“在大会中说的方言最多，也有一人给他都翻出来。他亲自听见、看见本会所蒙的恩赐就火热起来，愿为本会尽忠。”
第一次代表大会议决由张灵生、高大龄、梁钦明主持总会会务，魏以撒为总务。并受大会委派往山东唐家庄调查指导；同去者还有梁钦明和魏马利亚。去解决耶复生自称为基督之事。在山东的情况，见山东真会史。
之后，又同魏以撒一同到河北元氏县一带，浇灌教会。当年冬回太原。特请魏以撒至太原讲道，半月之久，大众异常兴奋。嗣后毅然取消“新”字，更正为“真耶稣教会”。
《卅年专刊》又说，自魏保罗去世以后，至第一次全大期间，总会负责大家公认的有监督张灵生、王彼得长老、高大龄、耶可心、魏以撒、魏马利亚。
从第六期《万报》的记载来看，到一九二零年的下半年，真耶稣教会在山西应该有较大的发展。耶亚伯张天俊回到太原，介绍各处真会的发展状况，刺激了当地会众，“闻之者莫不自惭自愧而叹息也”，张天俊即以此鼓励会众。同田日新等四出传道，收效不小，一扫一九一九年“为前途悼”的阴霾。第二面《达各处真耶稣教会书》中说到山西真会的总况时说：“又接到山西耶约翰文章来函，新更正过来的真耶稣教会四十余处，都是借着耶约翰文章的手给他们受圣灵和面向下的大洗。”
一九二零年的山西，真耶稣教会的会所已经有四十余处了。
高大龄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改宗真耶稣教会的，记载中颇有难以说明之处。《十周年纪念专刊》记载高大龄在一九三一年南北合一大会上的发言时说，他自己原来是“监理会，后办新教会。”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在湖南长沙，“看见潮宗街本会的灵胞热心建堂，我很受感动。后回山西，我也提倡。真神曾有声音说，你当受面向下大水洗，我才受洗归入本会”。时间，长沙潮宗街建堂，参以张巴拿巴《传道记》，当在公历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至三十一日。则高大龄受面向下大水洗进入真耶稣教会，最早当在一九二三年年初。而高大龄“受洗归真”既晚于潮宗街建堂，当更晚于武昌二大。而《卅年专刊》记二大情况时说：高大龄是大会的主席，且被大会选为“总长老”。何以如此，不详。唯一可以解释的是：虽然高大龄没有履行入会圣仪，但真耶稣教会早已认其为本会之长老了。
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华基督教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到达湖南。以后则连续在湘、鄂、冀、豫、鲁、晋、东北各地布道。凡所到之处，无不收获百倍。
山西头一次施大水洗，据高大龄在南北合一大会上的说法，在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六十二人。
高大龄在山西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但其贡献主要在总会，在全局。从记载来看，在一九二四年长沙三大南北分裂之前，大约主要还是在太原本会。其他则见于一九二四年三月一日《万国更正教报》第二期三版所记。因其中颇有疑问，先照录于下：“亲爱的灵胞张（巴拿巴）魏（以撒）二长老安鉴：顷接来函，备悉一切，潍县（？）灵恩大会十天，蒙主特恩招集五百多人，被圣灵感动，于五月二十一日在大河受水洗者三十四人，受灵洗者二十人，且在路上持旗唱诗为主作证，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至商全大会，不必单单靠人，时间地址可同心请示真神，然后规定。柏板本会（属阳曲县）于五月十八日到汾河受洗时，男女前后分行执旗，唱诗，荣归主名。太原于四月二六日到汾河领洗时，前头有军乐队、其次有国旗，女人随在后。两处受洗者，老少共一百零四人。因受水洗，各等病症得痊愈者未计其数，特此复函。……一九二三年至河南上蔡，高大龄暨本会弟兄姐妹同启。”上为高大龄等向张巴拿巴、魏义撒报告山西发展概况的信函。从全文结构看不象前清禀贡高大龄的手笔，特别是末尾“一九二三年，至河南上蔡”一语。这不是说一九二三年高大龄等没有到河南上蔡，而是没有说明是已到上蔡还是计划到上蔡。如果已到，则文题不应署为“山西真耶稣教会来函”。如果未到，则又不象打算要去的口气。而信函起始“顷接来函，备悉一切，潍县灵恩大会十天，蒙主特恩招集五百多人……在大河受水洗……”，而山西没有潍县。从下文看，显然是备述山西柏板、太原等地发展概况，因而“在大河受洗”者必在山西而不是山东。又抬头称呼：“亲爱的张（巴拿巴）魏（以撒）二长老安鉴”，括弧中注出姓名，显然是《卅年专刊》编者剪裁的结果。如果，张魏二人当时在山东潍县，高大龄倾接来函，备悉一切者，或为山东潍县之一切，下文紧述灵恩大会等等之事，就变成山东而不是山西的事情了。又，高大龄信函中“至商全大会，不必单单靠人”云云，百思不得其解，只能推测。“商全大会”为何？商全似一地名而山西又绝无此一地名。从时间上看，刊登在《万国更正教报》时是在“（民国）十三年三月一日”。正是高大龄、魏以撒等筹划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时，因而所谓“至商全大会”云云者，应为“至于商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事），不必单单靠人……”一语的简略语。因疑此函必经他人大刀阔斧乱砍一气的结果，绝非高大龄手笔。但它却是有关山西真耶稣教会在一九二四年三大之前不多的记载中的一个信件。
在一九二四年三大召开之前，又见于记载的还有太原真耶稣教会建造了圣殿，这是由张汉山等发起建筑的会堂，捐款一共将近三千元。行将落成时，在民国十三年三月一日《万国更正教报》第二期一版上曾发布过消息。
山西首府太原成为真耶稣教会在山西省发展、扩散的中心点，晋中、晋北、晋南次第兴起，纷纷建立教会。但三晋发展概况，从现有记载看，都在一九二四年三大之后了。
《卅年专刊》统计表中，在一九二四年之前，没有记载山西省有什么区会或分会，也未记载有什么祈祷所的存在，似乎只是一片空白。难道已经建成的几十处会所都消亡了？这是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