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总本部黄以利沙、郭多马等人究竟为什么要解决张巴拿巴的问题，前面根据《圣灵报》六次临大特刊的叙述其实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然而，由于张巴拿巴之子张石头的翻案，迫使我们不得不做更深入的探索。而张石头的著作，为解决这个问题又提供了更多更有说服力的资料，这是张石头始料不及的。
张石头说，张巴拿巴早已认为黄以利沙、郭多马对其不利，并进行了反击。举《圣灵报》四卷六号（当为一九二九年六月号）第十四、十五面张巴拿巴的文章中说：“凡奉分派传真道者，若有贪工价之心，必有高低之别，结党之私，嫉妒之恨……”，“贪名”并“迷于名利”。张石头总结为：“巴拿巴此文，言简意赅，所指名利，实为他们欲把巴拿巴‘砍掉’，‘丢掉’的真正原因。”那末，黄以利沙、郭多马等总部负责人等“砍掉”“丢掉”张巴拿巴以后究竟能得到什么样的“名”和“利”呢？张巴拿巴没有说，张石头也没有说。那么，仅仅出于对总负责一职的“嫉妒”？没有更深一层的原因。
从上述张石头的说法可知，张巴拿巴在总部是异常孤立的。作为总负责的张巴拿巴，在总部同人之中为什么会如此这般的孤立，为什么其他的总部负责人一致要把他“砍掉”“丢掉”？张巴拿巴不明白，其子张石头也不明白。
我们再分析一下张石头列举的在五次临大前后的反张言论，看看总部那些负责人究竟为什么要反张，能得些什么样的“名利”。其中有的内容同前面已经说过的或许有些重复，然而为了说明张石头的意见，不得不如此。为篇幅计，只能摘其要者，不过还是要以能说明问题为限。当然，一些无关痛痒的就不分析了。附带说一句，张石头《真会史》书中，使用了许多与个人品德相关的资料，若无必要，就不介绍了。
《圣灵报》三卷十一号第八面（当为一九二八年的十一月号），高路加说：张巴拿巴“归荣于自己曰，我能如此开办教会……从此……目空会众，抹煞同劳，毫不受人劝正。曰，我有耶稣、我有权能……”。高路加的言论，张石头将其列为首先发难之举。
《圣灵报》四卷四号（当为一九二九年四月号）第二面，郭多马说张巴拿巴“高自位置，轻视许多人……自以为真神特别拣选了我，不必藉着什么人来教导，自谓是教会中的第一人或第二人……”。在四卷七号卷头语中又说“教会是由我们的知识而演进的，到了现在，正当破除一切呆板的盲从”、张巴拿巴“不顾全教会的大局，只知有我……凡出教会公意之所决行者，都不赞成……”。
在《圣灵报》五次临大特刊上，郭多马又说巴拿巴“以为教会全体只有一个人，算为与基督最有关系，于是推尊太过，竟象教皇一般，大有神圣不可侵犯之概”、“别人可以跌倒，他却永不跌倒，以为他一个人，如一旦跌倒了，全教会亦同乎跌倒，这种见解，真是大谬不然……。”
在张巴拿巴所办《角声报》三卷十一期的十六、十七面上，福建蔡彼得回忆这一段历史时说，为五次临大的召开，蔡彼得与萧仕提反同赴上海总部。会前二人问高路加召开大会之目的，高路加答曰：“非为别事，专为张长老个人棘手之故，且操独断独行之权，非联络团体，解其权，束其臂，谁能与他同事呢？若不如此联合一致同心，则我等将来，必为其黜退。”
而《圣灵报》六次临大特刊第十二面又载郭多马说：“必须更改规章，使总负责不能任意用人，因张说‘我已写信给杨利百加和别的女执事，请他们来总部办事，换一般女负责，试做一时’。看自己为总负责是永远的。”
这些“反张”言论的核心思想是什么？显然是反对张巴拿巴的独裁，是因为张巴拿巴不能与总部同人共同商量处事。如前已述，若从四大规章来看，张巴拿巴没有错，所以郭多马等一定要修改规章。因而这场斗争的根本实质是民主与专制独断的斗争。这是当时民主、共和思潮对真耶稣教会的影响和冲击。这些言论，张石头看到了“反张”，但看不到其实质。郭多马、高路加等果然是为了“名利”而反张，也只能说是为了保住其总部负责的地位而已，以免被“黜退”。因为张巴拿巴已经要把他们统统赶走，换杨利百加等一帮女士做总部负责。张巴拿巴的这种作风与作法，在总部负责人员之中焉得不引发公愤和反抗？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教会是由信神的世俗之人组成的，相互间的关系，焉得不是世俗人群之间的关系？
张巴拿巴究竟是不是独裁，张石头矢口否认，说是如果其父独裁的话，他完全可以利用总负责之权不允许郭多马等人在圣灵报上发表“反张”言论，完全可以不允许五次临大召开并阻止修改规章。然而，独断专行的作风和欲望与能否实现其目的毕竟是两回事，特别是在已经引发众叛亲离的情况下。
实际上，张巴拿巴一生的悲剧就在于他的独断专行，这个品德是贯其一生，终其一世的。一九三四年，张巴拿巴率领其拥护者，那些宁愿有个独裁者统治他们的信徒们，在汉口举行了第一次全国大会，改会名为“中华真耶稣教会”，在南京成立总会，挂牌活动。一九三六年在南京举行第二次全国大会。张石头在此提到了《中华真耶稣教会明盟规章》，并引述了第三章组织之下的第七条款：“元首有一切独裁权力，以及教职任免和种种方案之施行，概由元首一人决定，无论任何教职灵胞，都须绝对服从，证明是本会永久统领者。”张石头说“这一条尊‘巴拿巴为元首’的规章，实陷巴拿巴于不义，巴拿巴既不拒绝而予承受，更启真神的愤怒。在其晚年，神乃毁坏了他的形象。”张石头痛惜其父的心情跃然纸上，然而，张石头却又因为亲情蔽目看不到其父的思想品德的本质。陷张巴拿巴于不义者，并非这个规章，他不是被动的，也不是别人陷他于不义，而是他自己的不义才产生这样的规章而陷自己于不义。他因为独断专行被总部清除，一些宁愿受独裁统治的拥护者们干脆将其进一步拥戴为“元首”，并写入规章，这正是张巴拿巴梦昧以求的规章。这个规章，本质上相同于四大有关总部负责人如何选举的规章，而在程度上则极大地超过了四大规章。然而，张巴拿巴的这种思想并未停止在“元首”这一级别之上。晚年，他又当上了“王”。一九五九年十月，张巴拿巴在新加坡向世界宣布基督立国，自称“净光山新耶路撒冷”，邀请各国元首来参加建国大会。巴拿巴戴王冠、穿王服、持王杖，其妻则穿王后礼服，持王后杖，于十月十八日举行了就职典礼。这是神毁了他的形象吗？当然不是，这是他本人内在的思想品德恶性发展的结果。从这一点看，那些拥护他、支持他独裁的追随者们，实际上才是害了他的人。使他的恶性品德没有遭到遏制，反而膨胀，以致于在二十世纪中期过后，还演出这样的一出丑剧。
张巴拿巴后于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