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据蒋约翰所撰《上海本会史略》（见《卅年专刊·江苏省本会史略》），于一九三零年上海支部召开第二次支部大会以后，李爱真执事提倡购买公山，“灵胞甘心捐助，各自认捐计有几百元”。当款尚未收全之时，遇到了一·二八事变。蒋谓“又遭遇了火炼的试验，就是一·二八。使我们经过极大的患难。在毒蛇的种类看起来，说我们是受神的刑罚。岂知神的美好意旨隐在中间，试验我们爱心程度。灵众们虽然蒙难受苦但仍不退步，不独不退步，反而大发热心，建议为主新造圣殿。先在法租界租了辣斐德路贻德里口一千二百九十四号，暂作拜神之用。因地方很小，所以又成立了沪南本会在阜民路五十号，主亦亲自工作，拯救了很多的亡羊，教会日益扩展。因此上海支部有改组之必要。特请朱恩光执事巡环江北一带教会，联络组织江苏支部。颇蒙江北各本会赞同，特于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十月十二日成立了江苏支部于辣菲德路，当选负责戴占熬长老、史提多执事、李爱真执事；葛巴米拿执事为代议员。自从组织健全支部之后，上海附近灵工大作，在大场又成立了一本会，因此恩典又临到川沙，头一次受洗卅四人，受圣灵者半数，神迹亦大，有意想不到主恩临到了乡间。”
以上蒋约翰所记，实际上是将上海与江苏支部的情况混同记载的，且以江苏支部为重点。其中大多情况已见前述，虽赘列于此，亦可为互证。而上海的具体情况，不得不作进一步详细叙述。
一九三二年，召开七次临大（后改称八大；见《圣灵报》第七卷第四～七期）时，据上海支部代议员史提多的报告，一九三二年，曾开两次灵恩大会，施洗十四次，计八十余人，受圣灵者三四十人。沪东高榔桥教会是一九二九年建立的，有信徒八十余人。支部原设于宝山路本会，因遭兵灾，“现租于法租界为聚会之所。”上海本会代表李爱真则说支部会堂暂租于法租界辣菲德路一二九六号。
《圣灵报》第七卷第九～十期载《江苏支部成立大会》中，又有一九二七年建立之菜坞新村祈祷所，一九二九年受洗二三十人，一九三一年受洗共七八十人，每逢安息则往辣菲德路聚会；每晚十余人，在本祈祷所拜神。在江苏支部建立之前一个月，十一月，阜民路又建立了一处教会，代表刘荣光报告曰信徒二十一人，安息日则到辣菲德路真会聚会。
《圣灵报》又载。一九三三年第四次代议员会认定“上海城内”新立教会，立刘荣光为“上海城内本会执事”。因疑，所谓“上海城内本会”即“阜民路真会”。阴历三月二十二日，高郎桥真会开灵恩会三天，适值总部代议员会结束，各省与会长执均莅临帮助，受洗者三十七人。
上海建堂。
一·二八之后，信徒分散，极难聚首。迁法租界之后，会址窄小，屋小人多。一九三三年，总部迁入新址，沪会则移四川路，拥挤如故。经职务会决定，会众踊跃捐助七八千元巨款，遂在沪北买地建堂。八次临大（后改称九大）之时工竣，各地代表齐集行落成大典。当在闸北柳营路童家宅廿号。在献堂之前，支部发警世之文一篇，大意谓值此末世之日，欲求真确信仰者、真道真理者、得救凭据者、得圣灵恩赐者、要分别耶稣教之真伪者，以及被不良嗜好束缚无法解脱者、被魔鬼搅扰者、患不治之病者、要改革人心者、不信有神者都请到真耶稣教会来。
上海新堂建立的全部经过，《卅年专刊》蒋约翰《上海本会史略》曾作详细记载，其概如下：
在民国廿年（一九三一）十月十八日，在辣斐德路本会第一次为购买地皮开捐，得洋一千三百五十七元一角八分。第二次开建筑圣殿捐，三处本会共捐大洋二千八百卅八元四角五分。计划之初，本想建平瓦房，建在总部之侧，地基都已定规。在即将动工之时，又蒙圣灵感动总部负责郭多马长老提倡建筑楼房，楼上作圣殿，拜神之所；楼下为接待室、办公室、传道室、祷告室等等。大家一听，这样作甚好，于是改了方针决议起造楼房。又买了前面的空坪（一九四七年会所所在地），购价一千五百余元，加上其他费用计一千六百挂零。当时上海真会中对这样的建筑工程没有任何人有这样的经验。经职务会同意，公举总部负责谭配得执事为监工，蒋约翰为司账，朱恩光执事为庶务。民国二十二年冬（一九三三）动工。其间经历了许多挫折、艰难，以致暂时性的停工。特别是捐款不敷费用，不得不向各处挪移。虽经“热心同灵竭力筹款二千余元之谱”，仍不敷分配，不得已，又开了第三次捐款。三处本会共捐大洋一千二百八十一元正。又给李爱真执事代募以及杂收共捐大洋八百零六元一角。总部及同人与大场真会“灵众”又捐大洋五百七十八元二角六分。以上总计捐大洋六千四百六十一元一角九分。连购买会堂地皮、以及公山地皮、会堂建筑费，共用八千余元，尚缺二千余元。幸而在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六月召开第八次临大（后改称九次大会），各赴会代表参与献堂大会。首倡为湖南支部和台湾支部的代表，极力襄助上海真会。各省代表“见上海灵众虽极贫寒，尚勇敢为主筑伟大之圣所，他们亦受了感动”，各处代表均代表本处支部慷慨解囊，共捐大洋六百五十四元九角五分。除此尚欠一千余元。还有一些在蒋约翰撰文时已经认捐而尚未收到的款项：闽南支部卅元、汉口真会十元、盛大猷先生二十元、盐城真会七元、湖北支部二十元，约八十余元。仍缺千余元，但“主的灵在他的各灵众心里动了善工，感动爱主之人陆续进捐，赵恩光太太祈祷所、杨服真老太太处祈祷所的会堂乐捐共八百多元。至此尚缺百余元，“蒙主特别感动杨服真老太太凑成全数，完成他的圣工。于此亦证明爱主之人的良心，如当年之马利亚不惜把自己所有买了香膏去膏耶稣，古今同然。”
献堂典礼是在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夏六月二十八日举行的，（六月二十七日，八次临大闭会）同时召开了灵恩大会三天，收效颇佳，“灵工”很大。当末了一日开捐得洋八百元之谱。各省代表均参加献堂典礼，颇极一时之盛。
“上海本会之建筑实出人意料之外，真所谓主恩无边，丰丰富富够我们所需用的。虽然是吾主所成全，而谭执事此次为建筑教会事昼夜勤劳，吾人甚为钦佩。但愿荣耀归与我主耶稣基督，直到永远，阿们！”
上海会堂的建成可以看到真耶稣教会的“灵众”们，在共同的真神信仰的驱使下万众一心、群策群力，终于大功告成，且为时不足一年，仅只大半年而已！其信仰热情之高可以想见。
上海支部建立会堂，减轻了总部的负担。一·二八总部遇难，总部重建计划有三：会堂、办公处、宿舍。上海支部建立了会堂，总部就可不必再建了。
一九三四年，《圣灵报》载八次临大（后改称九大）确认宝山县大场教会建立。已经建会五六年的沪东真会，晚聚会三十余名，男女执事五名，安息日聚会七八十名。租地基自盖会堂。
据《圣灵报》第十卷第十期，一九三五年江苏支部第三次大会时，有沪东、沪南、沪北三处教会；沪北当为原闸北路教会，沪南应为原阜民路、上海城内之教会。沪东于安息日聚会有“四五六十之数”，沪南于安息日聚会有三四十人，沪北则于每安息日聚会有百人左右，晚间聚会二三十人。沪东教会，大约应为原高榔桥教会。宝山县大场教会则“日形衰颓”，安息日聚会时仅只十余人。
江苏支部第三次大会时，上海还有一处祈祷所：普善路祈祷所。设立于哪一年不详，在一九三五年“人数已有五六十人，每安息日在支部聚会，而晚间的聚会则有三十余人”。
上海真耶稣教会还办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即建立真耶稣教会上海公墓。
《卅年专刊》蒋约翰叙上海真会略史时提到在民国十九年（一九三零）李爱真提倡购买公山。下文是说捐款而未说明购买与否。实际上公山已经购买妥当，并建立了真耶稣教会上海公墓。在民国廿三年（一九三四），新会堂献堂之前三个月，制定了详细的进葬规则。真耶稣教会在许多都市中都预备了义地、公墓或复活山，现在能找到有详细记载的只有前述武汉的爱助团和上海的公墓。进葬规则则只有上海有记载，故详录于下，供大家了解。
规则共计二十条，见于《卅年专刊》第九集，“贰 丧葬部”。现摘其要者介绍如下：
公墓设在宝山县沪泰路小场庙前，占地贰亩七分玖厘陆毫。
凡记名受水洗男女信徒，离世时“行为尚属纯正者，均可进葬”。坟位大小两种，十六岁以上及十六岁以下两种，大小不一，收费也不一样。收费目的为“以备将来购置第二公墓之用。”
比较重要的有：第十一条“本会灵胞当摆脱世俗废除迷信，治丧费亦须力求俭约，在进葬本公墓时禁止下列事项：一、禁止用罗盘定方向；二、禁止礼物向坟墓献祭；三、禁止焚烧纸烛及鞭暴（炮）；四、禁止向坟墓行跪拜礼”。这显然是从真会教义原则出发制定的、针对中国传统的一些迷信丧葬礼仪进行的规定，破除传统葬礼习俗。
坟地又分甲、乙、丙三个等级：甲种葬十六岁以上，乙种葬十六岁以下。丙种葬“自戕殒命”之信徒及半年不参加聚会者。信徒之父母夫妻儿女及同胞兄弟，已慕道而未及奉主耶稣基督灵名受洗者，若确实遵照丧礼节办理，屏除一切虚假，经真会认可者亦可葬入丙种墓地。
另有几种情形不得葬入公墓：受水洗之后仍有明知故犯之罪者，经真会革除者。另有信徒家属不从真会丧礼节办理，强令从俗者亦不得葬入公墓，“但有特种情形经本会许可后，得以葬入”。这里的“特种情形”指何而言，不详。
在人口众多，人均土地面积狭小的上海，有贰亩柒分多的墓地，应当说是不算小的了。由于是教会的墓地，因而进葬的根本原则就不能不是以宗教信仰及行为是否合乎真会教义、是否纯正，并在进葬中完全排斥不符合《圣经》并广泛流传于中华民族中的一些葬礼习俗。
民国廿五年（一九三六）十二月十五日，上海又举办了一次神学会，为期三个半月，教授为郭多马。从记载看，这已经是上海举办的第四期神学会了。即在此以前已经举办了三次。可惜的是有关上海真会举办神学会的详细情况，没有找到更多的记载。
常熟。
据《卅年专刊》载瞿天赍所撰常熟真会历史，在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四月，史提多执事由上海到常熟帮助召开灵恩大会。之后，同黄九如在北门新公园吃茶，巧遇圣公会教友瞿砚臣，谈及“真道”，瞿君极其赞成。史提多遂问瞿是否可到府上详谈，瞿即答应。当日下午，黄、史二人到瞿家详细谈道，“处处都合圣经”。瞿砚臣详考圣经，直至九月。其夫人重病，死过去好几次。瞿砚臣派他的儿子及友人请黄季英来祷告。“不数日，蒙主的恩惠临到瞿家，使瞿太太脱险复原。在此，主的恩典大大充满。瞿君于十月八日下午受到灵洗。就此砚臣信心大大坚固。后请史提多执事来帮助，于阴十二月十八日受合法大水洗。蒙主恩典，在大水之下一点不觉得冷，反而觉得温暖异常，可见主的大能。”这一年八月，黄九如去世，“蒙主召归”，祈祷所由黄季英负责维持。由于经费困难，没有着落，房东则一再催促，要求让出房屋。而一时之间又难以找到合适的房子，于是就迁到瞿砚臣家，以其家为祈祷所，照常守主安息。到民国二十三年，“信徒渐多，恩赐浩大”，五月二十五日起，召开灵恩大会三天。开会时函请老会参加听道，并在全城张贴通告。会后，成立教会，函请总支部承认，并颁发许可证。立男女执事四人：男有黄季英（彼得）、瞿砚臣（哥尼流）；女有黄杨全妹（马大）、瞿陈秀贞（底坡拉）。五月二十九日，在水北门北仓基四号，成立教会时，又施洗一次。这次受洗者约有十余人。其中有瞿砚臣之岳母陈亚拿老太太，一向信佛，吃素十二年，受洗时已是七十六岁高龄。一些反对者唆使一些记者，在报纸上撰文说瞿砚臣不孝，又说什么男女裸体下水之类。国民党县党部见报之后即派员下来调查，而来时，衣裳还是湿的，还没干呢，遂以此为证。后经瞿砚臣等耐心讲解真耶稣教会的“真道”，都以《圣经》为凭，说明与各教会之不同，言行合一。这些调查人员一一领受。第二天，县党部即登报证明真会的行动符合《圣经》的记载，“荣耀真神”。瞿哥尼流（砚臣），原为圣公会的堂董事长及司库，自受真会合法大水洗之后，即致函西人牧师石好烈，辞去教友及堂董事长、司库名义，石好烈并给了收信的收据。不料想教会成立之后，圣公会却通知城乡各个分堂，诡称“出革”。“可见真假显出，任意毁谤。因主恩同在，并不灰心，哈利路亚！”
据上述瞿天赍所撰常熟真会的历史，常熟真会应始自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四月。然而，据《圣灵报》所载（第九卷六～七期），在一九三四年第八次临大上常熟真会代表黄彼得执事的报告，常熟“本会于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六月二十九日成立祈祷所，到最近成立本会。当时神拣选瞿哥尼流受水灵洗礼，自愿将房屋借给本会作为会堂。”若据此，常熟在一九二九年建祈祷所，一九三三年建立教会；据黄彼得在八次临大（后改称九大）上的报告，在六月间建立教会。
到一九三五年，常熟受洗总人数为四十七人，其中，一人已去世。每安息日聚会约二十余人。
到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二月，职务会决定另找房屋。经潘太太介绍，在引线街找到一处，遂建为会堂。由热心教友顾尼哥底母先生管理。北仓基四号则为家庭祈祷所。于是晚上聚会，又有查经会。聘定舒德仁为传道。“蒙主恩典日日加添，教会日日兴旺，人数也渐渐增加。”总部又派朱恩光执事来常熟帮助召开灵恩会。那时，真是达到沸点。信徒们每天黎明时即登山祈祷，哈利路亚之声达于民间。以致报端插图报导。又“组织男女布道队，蒙神的大能到城乡各处医病赶鬼，传杨真道。有时神恩大开使死人复活。在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十二月二十五日，小东门徐永生之子福生，因病死亡，棺木俱备，衣物均烧。忆及真耶稣教会有真神赐大恩能使死人复活等，后经鞠灵胞之介绍，至会请去祷告。即蒙开恩渐渐复活，荣耀归于真神！”
到一九三七年，日寇侵及常州，又别有一番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