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能找到的是山西的运城。运城，从其在山西的地理位置看在南部，但从能找到的记载来看，似乎并不隶属于晋南支部。《卅年专刊》只记于民国十九年（一九三零）曹福田、马梁凤梧、李振芳、刘宗海等各方筹备，经种种困难，终于买到了会址。这一阶段中“进者虽多，退后亦不少，有少数信徒坚守到底。”
据《总部十周年纪念专刊》载，一九三一年，高大龄在南北合一大会上发言时说，当时山西的信徒约有七八百人。这时的数字或许是全山西省的统计数。
据《圣灵报》，一九三二年，第七次临时全体大会（后改称八大）召开，在会上，高大龄只作为“山西太原本会代表”报告。在报告中只提到自去年合一会议后，自己到北方巡视各会。本届大会原定太原拟派六个代表前来，结果一个也未到，还不知是什么缘故。该处信徒人数尚待回去之后再作报告云云。几乎毫无实际内容。从高大龄的历史、身份看，他应当代表并了解全山西的情况的。为什么只是“太原本会代表”且对具体情况又不甚了然，是很令人奇怪的。
据《卅年专刊》统计表，一九三三年建山西支会。又据《圣灵报》一九三六年十一卷六期所载“晋南支部改选负责人报告”，文称“因支部负责三年期满，应另行改选”。三年之前，亦在一九三三年。两相参照，则山西省分成两个支部最晚应在民国二十二年，公历一九三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