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前面已经有所论述。对于广大真会信徒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据笔者所知，广大真会信徒其实大都不甚了了，没有明确的认识。
在《真耶稣教会圣灵报》十一大专刊的第五页，郭子民发表了一篇题为《我这次在大会的观感和要讲的‘真话’》。谓：“五月一日大会日刊，载有古稀老人湘代表曾道全执事的‘关怀大局、呼吁统一’。拜读之余非常兴奋。因为本会‘魏张之派，南北之分’，扰攘多年，由来已久。”“加入本会后，由陕入川，看见受洗的方式，南北两样；蒙头的典礼南方不行……突感觉万分悲观。”大会五月一日大会的“日报”，笔者未能见到，不知道曾道全说了些什么。从郭子民的《真话》来看，郭子民是赞同蒙头的。但问题在于郭子民分析南北之分的根源时说：“南方信徒，对张（巴拿巴）氏之一切言行教训，可以说是毫无条件的全部接受。例如女人蒙头祷告与讲道，本有圣使徒保罗的明文经训，原无辩驳的余地（林前十、4、16）。但是张氏传道南方，根本没有提起。此本不合经训，有失完全，然因相沿成习，牢不可破。无奈南方灵胞，不单不能接受经训，断然实行，反以此为南北多年不必要的争点，并成为反对魏长老的藉口。平心而论，此本张氏原来传道之一时疏忽，以致养成自然的习惯，后来竟变为南北分歧之争执……。”
一句话，郭子民的这篇《真话》，将南北教义之分歧一股脑儿地都推到了张巴拿巴身上，并将南方信众全都列为“张派”。这个说法，当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
首先，所谓“南方”真耶稣教会并非张巴拿巴一人所传。湖南首传是李晓峰。李晓峰是亲赴北京同魏保罗一起吃住，当面领受的。张巴拿巴到湖南，已是真会传入湖南好几年以后的事情了。而所谓北方，也不都实行“蒙头”，如山西。福建真会，在张巴拿巴到达之前已经传入。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其次，教义的分歧。在一九三二年七次临大（后改称第八次全体代表大会）上已经讨论过一次。在那次会议上明确指出，北方不与魏保罗一致，是从一九二二年开始的。而这种变化应由魏以撒负责。第三，关于“蒙头”。魏保罗是在民国七年（一九一八）的下半年或年末时才提出的。现存全部《圣灵真见证书》中根本没有“蒙头”二字。只第一期《万国更正教报》“今将错教规列左”一文中有“女子祈祷不蒙头错矣”一句。更未将“蒙头”列为“得救”的标准。而且，一九一九年，在山东推行时，亦曾遇到过阻力。在魏保罗去世之后，一九二二年之前，在可知的总会活动中、文件中，以及魏以撒的著述中，都没有“蒙头”。即便是山东，当魏保罗到山东时出现了蒙头，但魏保罗去世之后，又消失了。见前述第六期《万国更正教报》第二面到第四面上记载山东发展情况，文章标题为“与主同在的耶可心亚门等山东布道书”，全文完全没有提到“蒙头”二字。
而忠实记载一九一九年魏保罗传教活动的《圣灵真见证书》第三册又没有付印，无法更进一步的确证。这都已见前述。在这里，对《圣灵真见证书》第三册的相关情况有必要再说明一下详细情况。据魏以撒在一九三零年第六次临时全体大会（后改称七大）上的见证，其父魏保罗“自第一次见异象，就写《圣灵真见证书》，直到大睡（去世）”。那末，《圣灵真见证书》应该包括民六、民七、民八（一九一七、一九一八、一九一九）三年的情况。而现存之《圣灵真见证书》只有一九一七年及一九一八年两年的记载。第三年，即一九一九年的记载不见。这一点，魏以撒在六次临大（七大）上曾做过交代：“我所保存的，如家父第一、第二、第三册见证书（第三册尚未印）……。”括弧中的“第三册尚未印”一句，乃魏以撒原话，并非笔者所加。即，有关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的记载，《圣灵真见证书》的第三册，一九三零年时还保存在魏以撒手中，尚未付印。以后是否付印，毫无线索可查。大概，这个第三册，除魏以撒而外，谁也没有见到过。于是，一九一九年，关于“蒙头”，魏保罗究竟是怎样想的，又怎样推行的，推行的情况、结果如何，都无法得知了。
第三册《圣灵真见证书》未能付印，给教义发展、变化以及一些史实的研究带来了许多不确定因素。从这些情况看，郭子民对于教义分歧的由来及发展几乎是完全不了解的；不过，他是真的完全不了解吗？但愿如此。此外，郭子民的“真话”中，只列举了“蒙头”一个问题，以此来代表全部的教义分歧，这是为什么？他所看到的教义分歧难道只有“蒙头”吗？这好象不可能。
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对这一切歧异的产生及发展，魏以撒是了如指掌的，为什么允许郭子民公开发表这种言论而不制止，也不置一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