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二月，高路加后来在八次临大上报告说：“张氏又邀集其党羽数人，欲在汉口观音阁开大会。经总部与鄂支部数度与汉口党政当局交涉之结果，遂由汉当局派警禁止开会，并将张等数人拘禁数天……。”被拘禁者有张巴拿巴、刘常正、罗天德等。
三月四日，张石头说：“第一次（全国）大会于一九三四年三月四日，在汉口举行。到会中外代表廿五人。议决本会冠以‘中华’二字（见《角声报》第一卷六、七期合刊）。代表廿五人，计南京曹光洁、浙江潘真华、济南朱约拿、山东张百川、山西曹福全、陕西武又新、河南张慕道、湖北余保罗、关宗田、南京程良贵、南洋刘常正、安徽张俊臣、胡闾邦、江苏刘得荣、上海卢惠良、张得生、江西萧辅杰、福建蔡彼得、林水西、广东罗士古（天德）、汕头张成勋、广西周新民、香港刘面庆、北平张得泉、湖南曾瑞春；傍听者，长沙唐经武。（见《角声报》一卷六、七期及八、九期合刊）
三月九日，正当开会之时，男女老幼、诸代表等，一百六十余人聚会之际，忽然魏以撒带领宪兵警察两大队，布岗拿人。吼叫如雷，凶恶似虎。街上行人止步。持抢拔刀，如临大敌，涌入教会，东拉西扯，到处搜查。纷乱中，罗天德为掩护巴拿巴挨了宪兵一巴掌。便将河南代表张慕道锁在大街，并将刘常正、罗天德、巴拿巴三人押至宪兵第五团。刘常正系美国侨民，有护照为证，遂将刘、罗二人释放，独将巴拿巴一人押在宪兵团部。幸中外代表，航空呈文南京政府。信至翌日，来电饬释，被扣已五日。（见民国二十三年七、八月《角声报》及廿四年二、三月合刊）”
以上应为张石头撮《角声报》之要实行概述者，并非原文照录。提供了参加大会人员名单，这很重要，可以知道哪些地方的哪些人是张巴拿巴的追随者。
然而，张巴拿巴为什么要在“真耶稣教会”这个会名之前冠以“中华”二字，张石头没有交代。而且，从什么时间开始使用这个会名，也没有交代。而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因为，多了两个字，就是将原来的会名改掉了，虽然，尾坠不变，仍然还是“真耶稣教会”。这一点，对于一直以“真耶稣教会”这五个字来判断真会创始人为谁的张石头来说，不会不知道。由于没有资料，我们只能推测：即张巴拿巴再也不能以“真耶稣教会”进行合法活动，也就是张巴拿巴再也不是“真耶稣教会”的合法总负责。这显然是政府当局依法管理的结果。即，政府当局依然承认上海总部为合法的“真耶稣教会”。
之后，张石头说：“该次大会（指上述汉口大会）后，南京总会得以掛牌成立，恢复一切活动”。并说：“六月一日，《角声报》复刊”。但张石头没有提供政府当局的批准立案、准予复刊的文件，笔者也未能找到。《角声报》姑不论，因为当初开办是在南洋怡保。当然，国外刊物是否可以在国内办，笔者不甚了了。不过这同“中华真耶稣教会”总部是否在中央党部、内政部备案相比，其重要性显然不如后者。那么“中华真耶稣教会”总部是否获准备案呢，张石头说“是得以掛牌成立”，但没有提供相关批准文件。大概是没有，否则，张石头必定要将其作为极其重要的文件列出，大书特书。
然后，张石头提到了刊登在一九三四年（民廿三）十二月一日南京中央日报上的李塞特文告，全文转载。从文中所言，是对上海总部在十月十六日中央日报刊载的紧要启事的回应。上海总部的这个紧要启事张石头没有转引，不象对前述十二月一日在上海申报上刊登的紧要启事那样，那是全文转引的。笔者找到了这篇紧要启事。而这一篇启事又是针对“中华真耶稣教会总会”在九月七日南京中央日报并十七日上海新闻报发表的“中华真耶稣教会总会国内国外各处本会代表启事”作的回应。这篇“中华真耶稣教会”的启事，张石头同样也没有提到。笔者有幸，在《中央日报》上找到了这篇启事。
九月七日“中华真耶稣教会总会及国内国外各处本会代表启事”最为重要的内容其概如下，双方纠纷的细节就略去了。谓：“启者本教会发起由山东潍县张巴拿巴长老于民国元年开始，迄今已历二十余年，成立真耶稣教会有四百余处……代表等深知若辈（指上海总部）冥顽不灵，难以纠正。为防其鱼目混珠，有碍会务，遂通告全体会友会议结果，特将各地教会名称首冠中华二字，名曰中华真耶稣教会，以示与魏以撒、郭多马、谭配得、高大龄等所称之教会迥有分别。且民国十七年张巴拿巴长老出名在内政部已经备案，系第一一五号，而郭多马等不得窃用该案，以免混扰而杜妨害，恐未周知，特此声明。中华真耶稣教会总会及各处本会负责代表：山东张百川、山西曹福全、陕西武又新、河南张慕道、湖北余保罗、南京曹光洁、南洋刘常正、安徽吴明道、江苏刘德荣、上海卢惠良、江西萧辅杰、福建蔡彼得、广东罗士古、广西周新明、香港陈祚庆、北平张德泉、湖南曾瑞春。”
这篇启事的根本目的之一是公开宣布在真耶稣教会之前冠以“中华”二字，那么“中华真耶稣教会”在社会上公开使用，乃自九月七日开始。由前述，张石头说三月四日在汉口开全国大会，在这次大会上确定在真会会名之前冠以“中华”二字。到九月七日才向社会公开宣布，为什么历经半年才这样做，不知是何道理。其次，这篇启事声明根本目的之二是，原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由张巴拿巴长老出名在内政部之备案上海总部郭多马等“不得窃用”。那末，在汉口大会之后半年内，张巴拿巴之“中华真耶稣教会总会”也未能实现在政府当局成功备案，应该仍然属于非法社团。而张巴拿巴这样的一纸声明就可以使自己变成合法教会吗？
十月十六日，真耶稣教会上海总部对此作出了反应，在中央日报发表了“紧要启事”。摘引如下：“……缘张氏前以冒充本会发起人，并在香港私设伪总部，被本会革除之后……前年以香港伪总部之倒闭……去年……定于十月十日挂牌成立总会。本总部乃具呈南京党政机关，声明张氏冒称，请求制止。蒙市党部会同社会、公安两局派警禁止挂牌成立。旋张氏又因前在香港所出角声报反动言论被警备司令部拘去其党徒曹光洁等，并将其会堂查封。后张又到汉口秘密开会，又被市政府所禁止，复经宪兵团拘禁五日。嗣因得南京宪兵部之恩宥，以张所犯反对之罪予以认为于民国二十年可在大赦之列，故将会堂启封。后张氏以为又有机会可乘，复勾结余保罗等再行冒用中华真耶稣教会总会之名，呈请南京党政机关备案，以为加上中华两字表明与本会有所区别，本会可不加干涉，又可矇混备案。岂知党政当局已洞察其伪。认为在一个名称之下不容有两个总机关之组织，均不准许。内政部批示第五十四号所请备案，碍难照准云云。张氏以正式备案已告绝望，遂指使曹、余等借托各地一二无知之辈（乃系独夫，不是教会代表），在报纸上大登启事，意欲强据民国十七年本会内政部之备案作为己有，其情虚无聊盖已可知矣……。”由这个紧急启事可以明确判断，当时的党政当局认可了真耶稣教会革除张巴拿巴的结果，认定上海总部仍为“真耶稣教会总部”，而不承认张巴拿巴。张巴拿巴无论以“真耶稣教会”还是以“中华真耶稣教会”的名义进行活动、备案都遭到了失败。所以，张巴拿巴才于三月汉口大会之后，历经半年才声明原民国十七年内政部备案归他所有。
那末，张石头所说汉口大会以后“南京总会得以掛牌成立，恢复一切活动”，是一句含糊其辞的介绍，因为他没有说明是否合法备案。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张石头会不懂得吗？很难想象。张石头完全不用中央日报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九月七日“中华真耶稣教会及国内国外各处本会代表启事”及十月十六日“真耶稣教会总部紧要启事”这两条资料，为什么？不知道吗？不象。因为张石头全文引用了十二月廿一日李塞特文告，当然可以同笔者一样追查到十月十六日上海总部的“紧要启事”，并进而追查到九月七日中华真耶稣教会的“启事”。而且，再强调一句，张石头不可能不知道教会团体在政府当局备案的重要性，如果果真实现在当局备案，成为合法，张石头岂能放过，一定会大书而特书的。而且，张石头还说在汉口大会后，“大会代表，且在中央日报两次刊登长文广告，每次三天，驳斥上海总部之谎言恶行”。那么，张石头应该是知道“中华真会总部”的“启事”，也应该知道上海总部的启事的。因而笔者推断，张巴拿巴之教会，在国内大概一直未曾取得合法地位。
现在再看看张巴拿巴的追随者，究竟代表了多少会众。前面，张石头介绍在汉口召开第一次全国大会时，提到了与会人员名单。九月七日，中央日报中华真耶稣教会“启事”又提到了各地名单，可知哪些人追随了张巴拿巴。然而，这些人能代表多少教会组织、代表多少信徒呢，看不出来。张石头《真会史》全书没有一处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不知道是没有想到还是不想回答，或者回答不了，或者，以不回答为好，因为代表不了多少人？现在再看一下十月十六日上海总部的“紧要启事”，因为其中说“中华真会”的代表“乃系独夫，不是教会代表”，并作了详细分析：“例如称蔡彼得为福建代表，殊不知福建全省计有教会一百余处，信徒将近万人，仅有被革职之蔡彼得一人与张勾结，何得谓福建教会代表？再如湖南代表曾瑞春。查湖南全省教会有五十二处、祈祷所四十五处，信徒约六千余人，而曾瑞春乃在五里牌一个祈祷所，人数不到十人，且早已取消无存，仅有被革职之曾瑞春一人，何得谓湖南之代表？其报上所谓代表大概如此，难以尽驳……”。上海总部只举了福建、湖南两个教会组织最多、信徒最多的两个省份；而北方原魏以撒管理的教会、牧养的信徒，也可以想见，绝大部分都是不可能归属于张巴拿巴的。上海总部的这个估计或许也有一点水份，如福建绝不只蔡彼得一个人，还会有人及一些教会跟从张巴拿巴，参以后述可见。然而，绝大多数没有跟从张巴拿巴也是显然的。
十二月廿一日，李塞特在《中央日报》发表长篇文告，标题为“申斥盘（踞）上海闸北柳营路底，真耶稣教会总部，藉教敛财，不知羞耻之匪類”。张石头全文转载了这一篇文告。从内容看，了无新意。所批判攻讦者，大多为枝节问题，而关于真会创始发源则只有重复张巴拿巴、张灵生的说法而已。而历史发源问题，本稿已详细论述于前，不再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