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卅年专刊》誉之为“上天之路”的地方，说是真耶稣教会“开始”的地方，因为它是“真耶稣教会”会名确定的地方（参见第一编相关论述）。魏保罗在这里曾“打过美好的胜仗”，曾掀起过轩然大波。然而，曾几何时，冷淡了下来。从资料中看，自魏保罗离开天津以后的一两年中，几乎没有什么记载了，现在能找到者寥寥。
一九一九年阴历七月初一（公历七月二十七日）出版的第二期《万国更正教报》第三面登载了全国各地真会会所，此时尚在魏保罗去世之前。天津地区记载了：范家胡同真会，负责人为王彼得监督等；西沽教会，负责人为郭新生执事等；天津北宜兴埠教会，负责人为马孟村长老等；天津西杨柳青镇教会，负责人为李保罗长老。一共四处。一九二零年，《卅年专刊》没有关于天津真会组织的统计，只是在后来总会内迁重庆时，向政府呈报的立案文献中，在会史一栏中于民国九年（一九二零）处说是当时河北广至十余县，有会所二百余处。而《万报》第四期（一九二零年一月二十二日出版）第一面向“全球地极”报告中华各省一百五十余处真会通同姓耶的报告书中，关于河北，包括北京、天津、元氏一带的真会统计只有九十九处。其中天津有如下几处：西头范家胡同、杨柳青镇、北宜兴埠、西沽、魏横宾胡同、王庆坨镇。同一九一九年相比，新增两处：魏横宾胡同及王庆坨镇。第六期《万报》（一九二零年十二月十日出版）又登载了梁钦明自山东返回北京时，曾在天津住了一个安息，七天。
此外，就再也找不到相关记载了。是如何冷淡下去的，完全不知道。待天津重新出现在记载之中时，已是天津的复兴了。
天津复兴的开始究竟是在一九二一年还是在一九二二年冬，《卅年专刊》的两处记载互不一致。在《主耶稣教会与戴大同先生》一文中说是“当民国十年（？）冬季有一人到了天津，住在他家中。因看见天津本会已告停闭，没有聚会的所在，于是召集天津灵众重新设立。先在永安大街租市房一小间挂牌成立。委戴大同负责主持。那一位传道人随即离开，到山东河南去了。”而夏言冰撰《家慈夏静贞女执事略传》一文则说“民十一年冬魏长老莅津，在信徒家中宣讲真道，……。”参照两文，“那一位传道人”应即魏以撒无疑，只是一在“民十年”，即一九二一年；一在“民十一年冬”，即一九二二年冬。复兴首先挂牌在永安大街，这一点夏言冰没有提到。然后是在怀庆里，夏言冰说是在“民十二年春”，即一九二三年春。如果“一九二三年春”之说不误，则魏以撒到天津当在一九二二年冬为合理。夏言冰说是“乃甘心在怀庆里租房立会，购置用具，成立祈祷所，聚会者十余人。”而在有关戴大同一文中说是由永安大街“迁至怀庆里，分设集贤里。”从两处记载看，应为魏以撒在戴大同处，复兴，先在永安大街租房挂牌，夏静贞又在怀庆里建祈祷所。然后，永安大街之真会牌，又迁到了怀庆里。后来毕道生曾要求将怀庆里真会会址迁到毕家，但魏以撒未同意。据说，这也是后来毕道生离开真会的原因之一。
《卅年专刊》在“主耶稣教会与戴大同先生”一文中说“天津本会自这一次复兴，迁到怀庆里，分设集贤里，又迁至官银号，最后在东门内购成今日（一九四七年）有根基的会所，有如安提阿之地位，都是由永安大街作二次建兴的起点。”如果只看这一段叙述，似乎天津自永安大街复兴之后就一帆风顺、迅速发展了，其实不然，到一九二四年就接二连三地发生了不少变化。不过经此次复兴，天津终究还是成了北方真会发展的基石。
一九二三年间，一切都还是不错的。戴大同立志要“牺牲教日本官话的工作，甘心抛弃老母妻女，出外传道”。几次发函要求“那位传道人”回津，但当时“津会须人主持，灵胞又少，而贫者居多。其家属数口无人能负其责任”，“那位传道人”就没有同意他离开天津。
夏静贞则一直非常热心，是天津真会的重要人物，柱石也。
夏静贞大约在一九一零年生下次女夏言冰之后，双目失明，计十一载之久。经中西名医诊治，也用尽仙方迷信之法，不能治愈。虽到美以美会领洗，也不能痊愈。民国十一年冬（见前，当在公历一九二三年春），魏以撒到戴大同家宣讲真道。夏静贞被邀，“当时很受感动，坚心信靠耶稣，求主医治。按手祈祷后，立刻就能看到人物之模样”。夏言冰立时脱去为其母手杖之责，其快可知。到次年春，遂在怀庆里租房立会，购置用具，成立祈祷所，聚会者有十余人。而夏言冰之父久患失眠症，每犯则不进饮食，卧床不起，痛苦异常；其姊夏彦英，便血三年，服药无效。在阴历六月十二日（公历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全家四口人同时受洗，“皆蒙医治”；此次受洗共计十五人。“每日聚会，直达深夜不散，圣灵同工，但无人牧养。乃函请魏长老由豫来津主持”。魏以撒在夏家住了有半年之久，奠定了天津真耶稣教会的基础。
据《卅年专刊》“历史性重要传单统计表”记载，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魏以撒在天津作“真耶稣教会约章”，订立约章十条，六开单。惜笔者未能找到原文。第八集治会法规中有一篇“神命万国更正教真耶稣教会约章”，是潍县真耶稣教会于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元月印行的，也是十条约章。两者是否为壹？不得而知，无法证明。潍县所印约章仍置于山东真会发展史中叙述（见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