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一大的资料，笔者只见于《卅年专刊》，别无所见。
召开第一次全大的公函是由张亚伯（张天俊）执笔的，计划在民国九年（一九二零）到北京崇文门外东茶食胡同西口路北万国更正教真耶稣教会总会来“领受圣灵和水的大洗”，就可以“得着能力，就可以指示万国、万民、万教会，叫他们信服，通同都得救。”从“阴历四月初旬起，也不拘十日二十日，才可以止”。如果路远人多不能都来，各处可各选一二代表人，“先来受了这圣灵和水的洗，然后各回各处，可给别人按手在头上，也叫他们都受了这圣灵的洗，得了恩典，哈利路亚！”
一大概况：
地点在北京崇文门外东茶食胡同恩信永原址。自一九二零年阴历四月十日至二十日（公历五月二十七日至六月六日；《卅年专刊》说是公历五月一日，误。）。召集人为：魏以撒、梁钦明、张亚伯。主席为梁钦明，魏以撒为书记。共十七人出席。山东最多，有潍县张灵生、梁巴比伦、李提摩太；唐家庄的李树琪、郭司提反、安邱县的华维恭、华子兴。山西省有高大龄、张亚伯。湖南有陈提门（陈溪廷）、梁耀金;河北元氏县有梁钦明、张之瑞；北京为魏以撒、魏马利亚、韩文光、贾文成。使人奇怪的是没有天津的代表，按说是应该有的，而且还近在咫尺。和前述《通告众知》书中所列一百五十处真耶稣教会相对照，有很多地方都没有代表参加。而且，实际上很可能是能来的就来，完全看自愿，及自己的能力，即经费许可还是不许可。北京的与会者或许是选的，或许是推举的。山西高大龄自创之新耶稣教会尚未完全更正，只能说是特邀代表。大会通过事项不多，较为简单，有：仍以北京东茶食胡同为总会；继续发行《万国更正教报》，梁钦明为主笔，由魏以撒任经理；张灵生、高大龄、梁钦明主持总会，魏以撒为总务；以张灵生为监督，梁钦明、高大龄、魏以撒为长老；但在当年阴历三月初一日（公历四月十九日）出版的第五期《万国更正教报》第一面下“由山西太原主立新教会就是真耶稣教会来函”一文作者署名已称为“神派山西牧任监督耶高天大龄”了;已经改姓为耶，并任职为监督。大会又决定高大龄、梁钦明、魏马利亚于会后去山东唐家庄调查指导；每两年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四月十八日（公历六月四日），湖南代表陈提门（溪廷）同张之瑞到了元氏，游历了七个教会。二十六日（公历六月十二日），陈提门离元氏返湘，二十七日到了汉口。五月初十（公历六月二十五日）到了益阳。
总会机构，《卅年专刊》在关于梁钦明的传略中这样记载，说是由张灵生、梁钦明、魏文祥以撒共同主持大约三年之久。而关于中枢机构的专门记载中则如是说：“总监督于民国八年九月初六日（公历一九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长睡以后，至第一次全大，大家公认的有监督张灵生、王彼得、长老高大龄、耶可心、魏以撒、刘马利亚。”
但总会工作人员从《万国更正教报》四、五、六期的一些记载来看，似乎有些变化。一九二零年一月二十二日出版的第四期第二面，山西太原真会信徒耶洗心亚余，为寄给《万报》的三篇稿件，给总会发了一封专函，函称张灵生为：“万国更正教总监督耶彼得灵生”。此时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尚未召开。但在一九二零年十一月初一（公历十二月十日）发行的第六期《万报》的第一版上，主笔耶彼得三多撰写的《万国更正教屡次的报告》一文中，称梁钦明（耶可心）为“万国更正真耶稣教会里的元首”；第二面“达各处真耶稣教会书”一文中称耶可心亚们（梁钦明）为“万国更正真耶稣教会总会会首”；此时已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了。
那末，在魏保罗去世以后，真会总会的总负责人先为张灵生，后为梁钦明。这个变化是如何出现的，不得其详。或者，并不意味着别的什么。也许是：魏保罗去世后，张灵生成为当然的总监督，一大之后“元首”“会首”成了梁钦明？或许，与张灵生回山东，专事保守教会，不再出山有关？
而监督一职似乎也不只是张灵生及劳整光二人了。魏保罗在世时，自为总监督，劳整光为副总监督，张灵生为山东监督。但《万报》第五期的第一面、第六期的第一面、第二面、第三面都称魏马利亚刘爱为“女监督”；第五期第一面、第六期的第一面、第三、第四面有文称高大龄为“山西监督”；而劳整光在第六期的第一面的文章中称为是“上海监督”。大约，劳整光到了上海。
魏文祥立为长老，总会的总务。
一大，张巴拿巴《传道记》实际上曾经提到：“以后不久又接到郭长恺君的信，他说要招集几个人到北京，参与万国更正教大会，因为耶可心写信通知他。（魏保罗民国八年冬死，耶可心继起）郭君也想叫我同去，查探其实情。”但没有说这是“一大”。这或许是因为张巴拿巴自封为创始人，所以在一九二九年撰《传道记》时就不可能说此次大会为“一大”。
但是，这次大会在《万国更正教报》上没有记载仍然还是令人不解。大会召开于一九二零年阴历四月十日到二十日（公历五月二十七日至六月六日），第六期《万国更正教报》出版于一九二零年阴历十一月初一（公历十二月十日），就时间而论，报导一大足够了。第六期《万国更正教报》详细记载了梁钦明等在大会之后到山东布道的情况，却没有大会的记载，不知是何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