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传入萍乡，据前述张巴拿巴《传道记》，应在民国十一年（公历一九二二）的十一月间。但不详细具体。真会在江西最盛的地方是赣西的萍乡一带，因为这里离湖南较近，便于往来传播。一时之间曾有十多处自立会更正，兴旺火热之情不言而喻。
但萍乡真会所受考验与灾难也不少。《卅年专刊》说：“撒但趁人办教会没有人才缺少经验的时候拆毁本会，以至全然跌倒失散，一蹶不振。”原来是正当江西真会发达的时候，河南的宋国运到了萍乡，一时兴起，把临近邓家的祠堂偶象给打倒了。“就因为这件愚拙的举动，惹起了很大的风波。”乃至后来总结教训说：“只要正面宣传，不可用过激的方法。”
宋国运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卅年专刊》没有明确记载。从他因由江西路过湖南而参加长沙召开的三大（原称二大）来看，只能推断应在一九二四年三大之前。
《卅年专刊》刊载了“江西萍乡大佛岭真耶稣教会邓彩炎家为道受难记”一文，甚为详细，事与邓姓家族有关。
这篇“受难记”详细记载了真耶稣教会在萍乡一带的初创历程。
其概如下：
“中华民国十一年，阴历壬戌，十一月初六日（公历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江西萍乡基督教自立会协赞会创办人李化吾，在湖南长沙见真耶稣教会同人多得属灵的恩赐，热心服事主基督，诚实无伪，克己爱人，因而加入，以图萍乡自立会协赞会概得更正。
初九日（公历十二月二十六日），同长沙灵胞余约翰即容云（一记湖南有余谷云，后来始终拥护张巴拿巴者）、山东潍县女灵胞于撒拉（曾证潍县长老会打人骂人之女执事），乘车由湘赴赣。是晚，抵黄堂洲，住自立会。
初十日（公历十二月二十七日），李化吾与佘（余）约翰诣萍乡，十一日（公历十二月二十八日）到芦溪，在途遇见宣芦自立会协赞会首领孙腓力，一同登山祈祷。孙腓力得受圣灵，全身震动，顾悟全非，号啕大哭。祈祷后，大得安慰。同至其家。午饭后往宣内自立会，稍息一刻，旋到天柱岗（自）立会。刘云泉招待甚殷。是晚开会，有二十余人，受灵洗者十余人，有说新方言的。
二十日（公历一九二三年一月六日），李化吾回黄堂洲，偕于撒拉往峡山口搭车；孙腓力、陈约翰、唐彼得由萍乡搭车，是日皆到长沙，赴灵恩大会。陈约翰得受圣灵，全身大震并说方言。
二十九日（公历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五日），李化吾偕于撒拉、张得理由长沙清泰街真耶稣教会启程；孙腓力、陈约翰由长沙浏阳门外八宝街自立会起程，同搭火车回萍，经基督教总务处。
三十日（公历一月十六日），张巴拿巴长老偕弟兄昌复全、欧福生、徐智昌由湘到萍。是晚在总务处聚会。十二月初一日（公历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七日），唐彼得亦由湘回。上午至安源。因新赁之屋不合用，下午，张长老、孙腓力、陈约翰、昌复全、徐智昌、唐彼得同往芦溪；李化吾、余约翰返萍乡；于撒拉、张得理住安源。
初九日（公历一月二十五日），芦溪开灵恩大会。十三日（公历一月二十九日），张巴拿巴长老在大河施洗。自立会协赞会之教士教友，孙腓力、陈约翰、唐彼得、朱佑卿，男女老幼受洗礼者二十四人。
十五日（公历一月三十一日），张长老偕昌复全赴吉安；唐彼得、余约翰赴南坑。
中华民国十二年（公历一九二三年），阴历癸亥，正月初五日（公历二月二十日），庶约翰、陈约翰、孙腓力赴大佛岭邓莹玉家，开祈祷会。邓家男女大得圣灵，弃假归真，全家信道。
初六日（公历二月二十一日）清晨，邓家将住屋改作礼拜堂，张贴万国更正教真耶稣教会名牌。是日上午，余约翰、陈约翰、孙腓力、邓彩炎同赴洪树下。在途遇见潘梓材，邀入其家午饭。饭后同往洪树下协赞会堂内讲道。神开怜悯治病人，真信者都得痊愈。是晚，在潘顺生家开祈祷会，潘梓材、彭近斋同得灵洗。
初七日（公历二月二十二日），同至彭近斋家祈祷，彭近斋之母得灵洗。午间，至童孔廷家祈祷，童孔廷亦受圣灵重生。
初八日（公历二月二十三日），至杨家领（？岭）查经祈祷，受灵洗的弟兄五位。
初九日（公历二月二十四日），回洪树下经潘梓材家。晚间祈祷，潘家男女受灵洗的七位，全家信道。蒙神指示，定四月二十八日（公历六月十二日）开灵恩大会，施大水洗礼。
十一日（公历二月二十六日），益阳颜伯陶由长沙蒙神差派到大佛岭帮助。
十三日（公历二月二十八日），余约翰、陈约翰同往宣风、天柱岗，开会祈祷，受灵洗的十余位。
十四日（公历三月一日），孙腓力筹办大佛岭开会事宜。
二十四日（公历三月十一日），长沙本会执事向保全，同弟兄凌福堂到芦溪。二十五日（公历三月十二日），同孙腓力、陈约翰、余约翰、邓彩炎、潘梓材往洪树下潘梓材家开会。接待费用皆潘梓材、邓彩炎二家禾意（禾，通和）捐输。
二十八日（公历三月十五日）早，潘梓材父兄将住房改为礼拜堂，张贴万国更正教真耶稣教会名牌。上午十时，受大水洗礼，男女老幼共二十一位。
二月初一日（公历三月十七日），陈约翰、孙腓力、潘梓材、邓彩炎、潘聚真同往杨家岭布道，圣灵大降。初三日（公历三月十八日），受大水洗礼的十九位。
初四日（公历三月二十日）晚间，半夜时候，蔡秋桂、刘仁初由大佛岭到杨家岭报告邓彩炎家遭了大难。邓彩炎的父亲邓莹玉、母亲邓宋氏、余约翰、颜伯陶、邓彩炎之妻陈氏、潘梓材之妻陈氏，均遭毒打。各受重伤，颜伯陶登时昏死，余约翰被团丁捉去。邓家财物，抢掠一空。
初五（公历三月二十一日）早，邓彩炎、陈约翰、孙腓力、潘梓材、潘聚真同回洪树下，调查家中被难情形。因初四日（公历三月二十日）开祈祷会之时，突被团总派人、纠同地方多人上门，诬称邓莹玉家念邪咒、传邪教、毁坏社庙。不由分说，将邓莹玉夫妇、余约翰、颜伯陶、翰陈氏（？，原文如此。或为潘梓材之妻‘潘陈氏’？）、潘林氏概行打伤；颜伯陶登时昏死；余约翰已被捉去；邓家财物，抢掠一空。尚有多人，在邓家踞闹。
初八日（公历三月二十四日），邓彩炎因家中尚有多人踞闹，不能回家。就绕路迳至萍乡县城，托人将其父母抬出。由大佛岭真耶稣教会函请县长验伤，并说明被抢情形。由县长验明伤痕，填单在卷。
三月十八日，即公历五月三日，县长派司法审理。不问佐证，不由理说，听信团总保董一面之词。谓邓彩炎父子藉势凌人，将邓彩炎收押。邓莹玉不服，亦被收押。
十九日（公历五月四日），颜伯陶回湘，叙述冤情。二十五日（公历五月十日），长沙本会长老张巴拿巴由湘来萍。随即亲往大佛岭查看情形。邓家之屋宇毁坏，甚至邓家田中过水竹筒亦被毁坏，圣经、赞美诗本则抛掷尿桶之中。遭难情形，与前清光绪庚子年（公历一九零零年）拳匪仇教行为无异。现在邓莹玉父子宣言；谓伊等为道受迫是难得的，但愿同灵兄姊更加热心，祈祷赞美，归荣天文（？父），则是诚心所愿云。”
这篇《受难记》其实并不完全都是“受难”，它详细记述了真耶稣教会在萍乡，自民国十一年十一月初六日（公历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至次年三月二十五日（公历一九二三年五月十日）的发展状况。有山东女执事于撒拉、张巴拿巴、长沙余约翰容云、昌复全、欧福生、徐智昌，益阳颜伯陶、长沙执事向保全及凌福堂都到了萍乡，萍乡则有不少人亲到长沙参加灵恩大会，在萍乡一带应当说是有了一定的发展的。但在癸亥二月初四日（公历一九二三年三月二十日）无端起了一场大风波。这场风波的结局大概也只能是以“为道受迫是难得的”而结束。
这场风波究竟与河南宋国运的作为有无关系，在这篇《受难记》中没有明确提到。而实际上，很可能就是宋国运引起的。前面提到宋国运的作为，在《卅年专刊》“萍乡灵工”一文中说是“他（宋国运）一逞高兴，把临近邓家的祠堂偶象给打倒了。就因为这件愚拙的举动，惹起了很大的风波……。”而在《受难记》中提到的地方：“团总纠同地方多人上门诬称邓家的罪状为‘念邪咒，传邪教，毁坏社庙’。”这“毁坏社庙”显然是指“打倒临近邓家的祠堂偶象”而言。所谓“念邪咒，传邪教”，如果不涉及其根本利害，或重大利益，一般是少有人过问的。而“毁坏社庙”显然是导致这场风波的根本原因。南方的祠堂设有祖宗灵位，被人“一逞高兴”而打倒，岂能相让。《受难记》隐去这段情节，当为在社会、在教众中争夺人心的作法。难怪《卅年专刊》叙述江西真耶稣教会发展时，有一段题为“回忆”的文字，曰：
“当民国八年（一九一九）的时候，本会三人布道团已经传至九江，并在九江施洗二人。继因又没有人去浇赞，早已失迷了。
由江西本会的教会我们更可以知道：
１、没有分赐灵恩的人，灵恩不会大振；
２、灵工大振了，不会防范撒但的诡计，必至失败；
３、没有严密的组织，彼此不能相顾，就容易涣散。
所谓神力、己力、群力是一样也不能少啊！”
即，教会是否能健康发展，不完全是“神力”的结果，所谓“已力、群力”这样的“人力”同样也是不可少的！
在《卅年专刊》各地会所统计表中，无论区、分会，还是祈祷所，完全没有江西省的统计资料。难道在这个期间建立的会所没有一个保留下来？《总部十周年纪念专刊》统计表中只列吉安教会一处，但无创建日期、负责人等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