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
张巴拿巴《传道记》载：“民国十四年二月初五日（公历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七日），我带了长女灵真，由江西来到南京。因南京各处本会，早有来信，促我就道。但我因江西各处灵工发展，不得不多住几时。我一到南京，他们即赶速发出广告，特开全省大会。以后又再住多时，培养各处本会。至五月十九日（公历七月九日），我们来到上海……”。张巴拿巴父女在南京呆了差不多有五个多月，那末，全省大会肯定是召开了的。可惜，张巴拿巴没有详细记载。
而《卅年专刊》在这个期间有关南京教会组织的记载不多。只知道“南京的本会已分成两派了。在南门的郭文俊长老作了反对张殿举的中心，在北门桥的曹光洁长老成了拥护张巴拿巴的健将。至民国十九年虽然经大会把张殿举开革了，曹长老仍然是表面拥护张的。”
但《卅年专刊》载李子敏撰《南京分会历史》，对这一段历史的描绘如下：“未久，郭（文俊）传道出轨，与张反对，旋被张殿举开除。是时，曹（光洁）亦报独立派。”李子敏所谓郭传道“出轨”不知何指；曹光洁报“独立派”，独立于何处？果然独立，只能说是“独立”于张与魏之间；这个说法，只此一见。从这个说法来看，李子敏在张殿举的问题上态度暧昧，不知道他站在何方，很象是一个中立派：张殿举的问题只看作是张魏之争？《卅年专刊》选入这一篇文章也是很奇怪的。为何如此，或与李子民后来倾向于上海总部有关？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时南京的情况，《卅年专刊》除在个别的字里行间可见一点点踪迹外，完全回避了；李子敏亦不例外。《圣灵报》上的直接记载，笔者未能找到，只在公元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念四日，在“南京真耶稣教会开联会纪事”的报道中，隐隐约约察觉到一点信息。（见一九二八年第三卷第二期《圣灵报 》）
这次联会是“真耶稣教会南京支部开本省及皖省之联会”。出席代表有：汤泉胡万斌、吴明道；滁县胡信全；泰县石重生；邵伯徐金福；南京曹光洁、高定坤、李经邦、郭绍举；女执事有吴约亚拿、那玉珍等，以及一些“男女诸灵胞”也参加了大会。
第一天，“是日黎明早祷，八时公膳，各用敬虔祈求天父，故祷声远播不啻直达天庭。十时摇铃开会。曹光洁奉主耶稣名，讲论十童女五智五愚之要道，并报告今日开此大会，实出乎主之引导。虽一年间战事不断，而各处本会均蒙主庇佑平康，现在我侪得相聚一堂。此应当赞美耶稣，感谢真神也……。”下午，曹光洁继续讲道，讲路加十九章十五至念三节，“主来结账之比喻，善者赏之，恶者罚之。”晚间，各执事报告各会情况。第二天，“早祷公祷毕……忽来了几个魔鬼所驱使惯作邪事之一辈，冒称亦本会灵胞，出言强暴，故意扰乱，且举杖猛击讲台，并要打各长执。但我侪赖主能力，不使魔鬼得胜，遂驱之而出，阿利路亚！十时仍照常开会。各代表报告佳音者颇多。如汤泉有新建会堂，下胡村会堂亦久已成立。医病赶鬼无时不有。乌衣虽最近战线，而灵胞屡蒙神恩保护，不特免受损伤，而且反能救他人，真希奇也。”下午由、曹光洁领会。晚间，胡万斌、胡信全等讲经。第三天，“上午吴明道见证，得以脱离危险，实蒙主之特恩。”乌衣周道一、高定坤讲道。支部报告财务、按立三个女执事。其中，开会三天，每天都有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相关的发言，但没有一个发言提到了具体情况。第二天搅闹会场者不知何人。
之后事，又见李子敏《卅年专刊·南京分会史》：“延至十八年（一九二九），会众欲建筑公共会堂，曹（光洁）不赞成。”曹为什么不赞成，不详。而由于曹不赞成，此事也就作罢！何以如此，同样也说不清。李子敏没有记载。
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九月廿日《万国更正教报》四期一版，刊登了郭文俊的一篇文章，《卅年专刊》重载时题为“郭文俊对于灵界之见地”。实际上是一篇自述。说明了自己的简历，求道的经历，当然也包括对“灵界”的见地。其全文如下：
“余年七十有一，前清武举人，曾充马队营官，扼守中国重要之山海关。嗣因国家无事，辞职归来。自是求道之心日切一日，由圣公会而安息会而真耶稣教会。查考圣经备极详细，最终真耶稣教会，诚为真实属灵之末日教会。信而受水洗而蒙灵洗，说方言保守真道者，定是得永生之确凭无疑也。余对之非常爱教而且联络同心。其反对真教会及残害真信徒，损人利己，其存心豺狼的是魔鬼所差遣，亦无疑也。余对此等人非常反对，非打倒不行。余年虽迈，惟为主之志尚壮耳，感谢主，哈利路亚！”
结尾部份实为一段卫道宣言。从前述郭文俊之所作所为可见，实因张殿举冒充真会发起人而起。
《卅年专刊》转录了一位肾癌患者在南京因信奉真会而得蒙治疗一文。时间在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的十一月十日。患者为李芳亭，由其口述经过，李经邦代笔成文。全文如下：
“余今年二月间，至宁波任市医院助产士之职。于三月间，忽腰间作痛，时有发热，饮食减少，身体日渐瘦弱。嗣由院长及医生诊察查视，均嘱少事休养。于是只办事半天，虽然腰际痛止，然精神依然疲倦。迨至八月间，偶患痢疾甚重。随经本院医生治以注射，用最新疗痢剂数次，始告痊愈。继之不数日，余右胁腰际作痛颇剧，兼有发热。经医生诊察热度，达一百零四五之高。右胁后突有肿块，隆起如拳。由院长诊视结果，声言此系肾病或肝病也，并催余速拍电达家。但余只随勉书快函禀报父母。不数日，有三叔亲至宁波医院。余三叔亦医师也。诊视余病断曰肾脏病。向医院说，拟先将余肿患处之浓抽出，而医院止之，因恐浓汁漏于肠间，再患腹膜炎，人必致死，议遂作罢。余三叔遂由浙宁护带余返抵南京家中。因余家母多在老会，遂速命人抬余至南京医院。其主任医诊察之，曰：此肾脏溃浓积肿，极难治之症也。即施割治亦非往上海日本大医院割治不可，且生死须听之。旋即抬余至光中医院诊视。医生曰：此重症须先借血然后割之，但亦未敢轻试。继又抬余至城南医院诊视，曰：此肾脏割治，非有多数老练医生帮助开刀则不易下手。敝院对此病医疗无办法。余悉知此数医院医生均为留学日德等国，结果如此无办法，颇为伤心。最后抬往鼓楼医院，经医生详细诊察，曰：此系右肾癌溃浓。但仍不放心，恐两肾俱患，虽割其癌，则亦无生命矣。必先用爱克司光照察方可割治。并且对于体弱之人，下蒙药施大开刀手术，实不应轻易。一连住院八日终无治法。医生并言，身如发热，则不易救治矣。余住此院中，心里思索，没有办法，只有吃点好的食物待死而己。但余又不能多吃，每日只能吃三次牛乳。不意于十月二十五日下晚，父亲令余母亲带同表嫂来说，要抬回家求主耶稣施恩医治。余闻言，心甚愿意。遂用竹床抬余回家。至真耶稣教会堂，长老令余跪堂中，有女仆用手扶余体，斯时大众都为余祷告。祷毕身上觉得有力，患处减痛。第二日即安息。大众又为余迫切祷告，又觉得身体非常快乐，患处亦不痛矣，如平日无病然，但尚未能站立起来，连抬余三日会堂，因余信心微小，余母亲早藐视真耶稣教会道理，余亦看不中意。因此，一时信心怎能充足？然至第三日晚间，父亲召我，余被抬至路中时，闻得会堂中众人唱诗声音，极受感动，衷心喜乐非凡。既至会堂，余即能坐起用心听道，后随众人祈祷。长老令余行走，余即来回步走。散会时，余心中快乐无限，遂独自步行走回家中。一夜心感主恩，喜乐难言，赞美祷告，思盼明天速向我亲邻去作见证，乃我之愿也。但余告诉同学，闻之并见余行走甚为心异，有受感者，亦有讥为心理作用者。总之，余至此身体日见强壮，饮食剧增，只腰间肿块虽略小但仍未全行消去。长老宣称速领洗得救。余遂于下一安息日至城外领受大水洗礼。返家后，余即以手探患处，右胁后肿果然消去，恢复如常人无异。令女佣视之亦然。余满心喜乐，希奇真神的大能，赞美感谢主恩，使我这卑微将死的身体再活起来，重生一个新人。如此鸿恩念念不忘。随后余即往各医院作证。众医生都说希奇之事，闻所未闻。余力证得治之由来，将主耶稣之恩典告诉诸位，有受感连叫希奇者，亦有似疑者。总之，余格外蒙恩，深感主爱。故摄一影登报，荣耀归真神。”
在这个阶段，在南京有一位国民党元老一级的人物也加入了真耶稣教会，这就是姚荐楠。姚在一九四七年为《卅年专刊》撰写了他本人毕生的“灵界历程”，在真会之中颇有影响。其文题为“蒙恩得入真耶稣教会之回忆”，曰：
“余于满清末叶偕徐氏兄弟，风人（巽）、季龙（谦）在北京圣公会一同受的点水洗礼。彼不过藉教会为护符，达我排满革命之目的，并无其他作用。直至民国二年（一九一三），讨袁失败，亡命东京。在中华留日圣公会遇英人伊牧师悦理，约余襄赞公理会，聘为董事之一。至民国八年（一九一九）某日，伊氏忽向余发出惊异艳羡之声而贺曰：‘恭贺贵国中华好大福气，听说耶稣基督亲自在中华显现，产生圣灵教会，这真是了不得呀！这真是了不得呀！’余笑应之曰：‘我一点也不懂圣灵教会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福气呢？’伊氏告余曰：‘圣灵教会就是耶稣升天后使徒传道，圣灵大降临的时代。听说耶稣基督现在贵国所设立的教会与使徒时代完全一样，这不是最可贺的事情吗！’彼此愈笑愈兴奋，那时还有英人伊师母、伊小姐均在座。伊氏即约我们一同跪下，祈求圣灵。约十分钟后，伊氏谓余曰：‘姚先生求得圣灵没有？’我说：‘没有’。伊氏说：‘我的小腿肚子踹了一下，不知道是否圣灵咧！’我笑说：‘不知是不是咧！’于即起立，毫无结果。过此以往，至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归国，在上海友人家遇乡友朱君世醒，因忿人心不古，骂‘东方伪孔，西方为伪耶’。朱君甚表同情，并谓：‘只要耶不为伪，就有办法。孔子非教，无足深究’。且语：‘余近日在皖北一带对各耶稣教会如何大声疾呼，唤其更正。以堂堂之教，正正之旗，根据两约圣经与老会辨真伪，所谓长老牧师者均哑口无言，个个抱头鼠窜而去’云云。余谓朱君曰：‘君真快人快语，但外国牧师也并非尽为国际侦探者。’乃举英友伊悦理告我中华有圣灵教会、如何赞叹、如何仰慕，并如何与余同求圣灵一段详细经过之故事，朱君颇首肯。旋即到朱君寓所，彼此查经。查得脉络分明，头头是道，余之快慰不可言喻。朱君语余：‘你在满洲末叶，北京圣公会受那点水洗礼是无用的，要重领受大水洗礼才行。’余彼时即请朱君代我施洗，彼笑谓曰：‘耶稣未授予权，予不能，将来自有人给你施洗。’无何，朱君病矣，病且重矣。入病院后，余每日往探，看其病状。一日，朱君太息谓余曰：‘真神要我去矣’。余曰：‘君去余将安归？’相与泣良久。又数日，真神竟接朱君去矣！余彼时居测（？侧）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旋即奉总理命，运动长江上下游军队革命，遂将此事置于高阁矣。厥后，总理病崩燕京。余继续为革命奋斗直至最后北伐成功，余心绪稍佳，又想到圣灵教会之事矣。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余自北京到首都，菊偕夫人因病带长女凤鄂同北京友人张伯纯家旋回寿州原藉，遇吾友高效安。余正襟危坐而问曰：‘圣灵教会究竟在中国何处，余十年仰慕，至今不得其门而入真怪事也’。效安说：‘北门桥就有真耶稣教会呀，这真是觌面遇之交臂失之也。’余乃于安息圣日到北门桥真耶稣教会得唔曹光洁长老。（长老）道貌岸然，飘飘然有神仙之概，谈之甚洽。旋开会，余看大家祷告时，轰声震耳，恣态各异，余不禁喜从衷来，大笑不止。事后自己觉得太过放肆，很感到难乎为情。曹长老慰余曰：‘见道不笑，必非真道’。余曰：‘唯！唯！’正谈论之间，张巴拿巴长老亦自上海来到，相谈更欢。张长老谓余曰：‘你有空间没有？可不可以到上海总会一视？’余欣然应允。比即阵同张长老赴沪往横滨路真耶稣教会总会。正赶开春季灵恩大会，群贤毕至，少老咸集。余得逢此光荣盛典，每日参加聚会听道，卒获领受黄埔江隆重大水洗礼，旋蒙恩被圣灵充满。余于此时方得尝到圣灵滋味。十年仰慕，一旦得着，愉快之情，生平未之有也。住会通月，返回首都（可惜张长老一念之差，意欲自充本会发起人，埋没主于民国六年赐恩拣迭中华之历史，深盼张氏一转念间，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 ，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幸甚幸甚）……。”
到民国十九年（一九三零），其夫人在原藉寿州居半年，“患枯血重病”，经其医道高深之父福田公、北京施今墨名医、南京杭辛斋名医诊治，全都无效。病危之时，姚荐楠谓其“夫人说，‘你能信耶稣不能？’夫人说：‘信有什么好处呢？’因夫人向来反对我信，故尔发出此答。余曰：‘信耶稣病就好了！’夫人此时已到山穷水尽，笑答我曰：‘如果病能好，我就信呀！’余乃喜出望外，走告吾友高效安曰：‘菊偕可能信耶稣矣！’效安与其夫人玉清喜极，马上同来我家，替夫人祷告。比即感觉身体稍稍舒适。厥后夫人于民国十九（一九三零）十月十八日，南京本会秋季灵恩大会领受大水洗礼，病即痊愈。”之后不数年，几个孩子先后受洗，组成了“基督化家庭”。
上海
《卅年专刊》记民国十三年冬十二月初旬（在一九二四年末或一九二五年初），上海真会由斜桥（即丽园路处）迁到了倍开尔路瑞福里五百六十号。但《圣灵报》第三卷第五、六期（一九二八年）载，上海代表陈培德在四大（后改称五大）上报告情况时如是说：“沪本会自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成立（据前第二编第九章第四节，上海建会在一九二三年二月，此处有误），乃在上海西门外斜桥地方。彼时会堂窄小，每月租金只六无。平时聚会人数不多，安息日不过十余人而已。迨下年腊月，我们商量租借倍开尔路的房子……遂即于是年腊月搬到倍开尔路……。”此处所谓“下年腊月”显然是民国十四年的腊月，但陈培德接着又说：“及至民十四年正月一日（公历一九二五年一月地十四日）起开灵恩会十天。……不数日，圣灵大降……毕会后会受洗廿余人。由是灵工渐渐发展，人数亦渐渐加增。”陈培德所说，似乎是自相矛盾。下面接着说的是“民十五六年”事，而没有提到当年五月张巴拿巴到上海事。张巴拿巴到上海，是在民国十四年五月十九日（公历一九二五年七月九日）。张巴拿巴《传道记》载：“又在上海定期七天，受灵洗水洗者共七十七人。主显神迹奇事甚多。此时上海的本会根基稍有坚固了。当时又有槟榔路布道团本会请我到那里开会十天，将布道团名称改为真耶稣教会，男女信徒一百多人，都奉耶稣的名受洗。以后大家同心合意办理教会。”陈培德在四大（后改称五大）上则说民国十五、六年两年间的上海“蒙恩者有百余人。”《卅年专刊》又记民国十六年十月廿日（公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三日），总本部由南京迁至上海华德路寿品里。这对于上海真会的发展无疑有很大的帮助作用，“大有一日千里之势”。而上海真会的负责人孙竹霖于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去北平帮助教会，不曾想，被孙彼得永年所迷惑，一去不返（参见八巨部分）。孙竹霖事，陈培德在四大（后改称五大）上的报告中亦曾提到，谓：“不意于今年（一九二八年）春，孙竹霖北返，受魔鬼之迷惑，与前大不相同。他一到上海，要开灵恩大会七天。后我们看出他有背道之点。劝之，望其觉悟。无奈彼心刚硬，竟不听。登时又北上。”之后，上海真会就由邓天启执事负责。当年五月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原称四大）邓天启又被选为总部负责。于是上海真会负责由史提多、任灵生代替。总部同工又尽力辅助上海真会，使之发展。特请赵恩光太太假四川路中华基督教会开布道大会三天，收效颇佳，招聚了许多“选民”；李爱真执事即于此时加入。但无准确日期记载。一九二八年第三卷第二期《圣灵报》“上海本会开灵恩大会消息”有详细记载，谓：“五月十三日全体大会（即五大，原称四大）毕，沪本会以各代表与会之热诚，趁其未计归程，乘余兴藉以宣传真道，作奋兴沪会之一助。于是，得广东旅沪灵胞之介绍，遂假中华基督教之会堂开会焉（由谁介绍，说法与《卅年专刊》不同；或，所谓广东旅沪灵胞就是赵恩光太太？）会期前，遍贴广告于通衢，其文曰：‘本会发源于中国，迄今十有七年。克正人心，实现圣灵功化之权能；根据圣经，阐明真道之奥秘。现传遍我国各省，且风行日本、台湾、南洋群岛矣。此次在沪特开圣恩大会三天，定五月廿一日至廿三日止；每日下午三时至五时，晚间八时至十时，为讲道时间。凡羡慕圣灵之洗，欲得永生者，请届时来听，幸勿失此良机。’既至开会之日，沪会各灵胞。，皆热诚与会……三日间所讲之道，均提醒当今基督教，何者为真，何者为假。既而蒙主施恩，受感领洗者二十余人。虽然效果无多，而道声所播，遐迩咸知，使各教会及异邦人看出本会有灵恩特显，于愿亦偿矣。况复此次开会，堂所可假，尤其云奇。以本会历来每欲假各教会堂所讲道者，多不之许，兹竟得成就，岂非真神引导乎？特记之以荣主名，阿门！”
后因总部办公地方不够分配。于民十八年（一九二九）二月间，在宝山路横滨路口租了一所办公的地方。上海本部则在对面八二零号赁了一所平房为会所，每月租金六十八元，成立了第二处会所。有唐灵光执事在此牧养，甚为得力。沪西小沙渡亦有一处会所。上海真会渐渐扩大。于是组织上海支部。于民国十八年五月十日（公历一九二九年六月十六日）正式成立，选史提多、李爱真、蒋约翰为负责。由此上海真会互相间的联络更见紧密。
《圣灵报》第七卷第九～十期载《江苏支部成立大会》上，代表张亚光发言说，一九二八年上海高榔桥有祈祷所，一九二九年正月成立教会。潘子若报告说，一九二七年菜坞新村成立祈祷所。
常熟
常熟真耶稣教会的起源在民国十七年，公元一九二八年。据《卅年专刊》瞿天贤所撰常熟分会的历史如下：
上海有一位年约七十余岁的老信徒季道成到常熟探友，在南门外老三层楼茶室品茗，本地监理公会教友黄九如亦在这里喝茶，茶房说这位老先生也信耶稣。黄九如随即与他谈道。黄问季是什么公会，季答真耶稣教会。黄说：“你们是真，我们是假么？”季说：“你们在老公会是没有圣灵，而水洗亦不按圣经而行，所以不能称为真。”九如遂请他到家吃饭，谈讲属灵真道，如安息、面向下之洗礼……等等，以及真神数千年之应许，一一详细讲解。但当时还不能十分明了。第二天，九如身体不大舒服。下午，季道成来家探望。“为病祈祷，口说灵言。”祷毕，九如问，你们祷告怎么如此。季道成说：“照圣经应许我们信徒有圣灵之凭据，即真信徒。真耶稣教会即此为真。”嗣后，季道成返申，九如托他带上捐款两元代交真耶稣教会。当时，因无收据，遂拒却之。再四烦托，只得收下。不久圣诞节左右，黄九如与王振新二人各捐一元，寄到上海以后，随即寄回《圣灵报》数份。九如即赠与黄季英等查考。次年（一九二九）四月，上海总部差派沈虚心、汪宗德两位传道士到了黄九如的店中，手中还提着一支蓝子。九如以为是售货物的客商。不想沈虚心说：“黄先生你平安！”九如一听，心中觉得非常平安，非常欢喜。说明缘由，九如遂殷勤接待膳宿。随即邀同黄、季到店中商议讲道地址。决定向监理公会教友领袖李舜政商借附属监理会的益德会。李说办不到，因为实权在洋人牧师手中。只得在旅社讲道，并邀请圣公、监理两公会之教友、牧师前来参加听道，结果没来几个人。是老公会的牧师等“用不合圣经之言诱惑，使他们不能来听出真神的恩言。”后黄九如自愿脱离老会，并决意到上海去受洗。沈虚心说不用到上海，在这里也可以。第二天中午到南门外珠草浜领受了真耶稣教会的“合法大水洗”，在水里十分爽快。这是常熟接受真会“真道”的第一人。第二人，黄季英也向老会告退，接受大水洗。这是常熟第二人。后逐渐增加到八九个人。从此以后，黄九如与黄季英在自己的楼上每天祈祷。两人并在南门外轮船码头租房成立祈祷所，有七八人聚会。“真神把丰丰富富的恩典赐他们”，并每年春季召开灵恩大会三天，以及请各老会中西男女牧师来听道。
八巨真耶稣教会的继续发展
《圣灵报》一九二八年第三卷第二期报道说：“丙寅，秋九月（公历一九二六年十月七日～十一月五日），孙腓力（竹霖）执事，奉教会差往江北阜宁县八巨地方开办教会。当时受水洗者念七人，其中亦多数得有圣灵。……去年江北大水灾，道路均被淹没，故离巨稍远之地方，尚有数十人不能赶来领洗。孙执事遂与众言之，以后或再来。嗣因上海本会，对灵工渐见发展，竟不能脱步而去。迨至丁卯（公历一九二七年）秋，张巴拿巴长老以北京本会有函，请帮助开会，孙执事亦被请，于是同北上。满拟回来时，即可向八巨一行。讵料京会灵工，亦渐见发展，挽留孙执事在彼帮助，所以迄今犹未能回沪（参见上海部分）。但八巨灵胞盼望甚殷，来函催促再三，且汇寄川资而求速到。故上海本会见此情形，不容再缓，所以差派史提多、蒋约翰两执事前往。既至，……议定开灵恩大会三天，凡远近灵胞及慕道之人，无不踊跃而至。每逢开会讲道时，极形拥挤，几至无立足之地……计此次受洗男女共有四十人，得圣灵者为数亦不少……遂选立陈马利亚、王利百加二人为女执事，以助八巨会务之进行……。”十二月初四日（公历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史提多返沪。
《卅年专刊》所记为：一九二七年九月总会第二期神学会之后，总会差遣史提多、蒋约翰二位执事北上到了八巨。三次施洗，有了五六十人，老教会都归入了真会。“外邦的选民亦联袂而来，教会日渐兴旺。可说人数天天加增，经过三五年，教会已有五百余人。”
江苏的其他地方，只《万国更正教报》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日第二次三版上又曾记载了淮安和邵伯的情况，材料不多。邵伯，只说真会设立多年，根基稳固，由孙德文长老耐心办理。淮安，有陈文国执事负责，曹效保长老也常到这里牧养；陈文国还特别到长沙参观过真会。
在这个期间的江苏，据《卅年专刊》统计表，新建的区分会只有两处：许犹士都在一九二八年创沪东区会，设在高郎桥蒋家浜十九号。一九三零年五月，李学如创盐城分会，在盐城中山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