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提到在一九一九年真耶稣教会即已传入陕西，但其后续发展毫无记载。真耶稣教会在陕西的真正发展，是湖北逃难的“稣民”来到以后。其发展，一九四七年十一次全大召开时，陕西代表孔新山曾在报告中做了简要介绍，谓：“陕会产生于廿八年（一九三九年），武汉难民到宝鸡，设立教会。廿九年（一九四零年），由郑腓比女执事、范亚伦长老到西安传道。卅年本人加入本会。又传到余家沟；当地安息会整个加入。卅一年（一九四二年）成立支会，兄弟任会务，王惠民任财务，黄伯炎任总务……。”后述一九四七年事，放到下一阶段中说。孔新山所说，极其概括。而《卅年专刊》非常详细。下面据《卅年专刊》所载，详细说明。
先看看这些“稣民”们的作为，然后再看真耶稣教会又如何在陕西的发展。
一、“稣民”逃难到了宝鸡
从武汉逃难而来的长执们，为数不少，这些人都是真耶稣教会的骨干力量。有魏以撒之妻牛美灵、黄伯炎、范亚伦、牛西拉（魏以撒妻舅）、姚雅歌、王胜林、郑腓比、叶路得、钱引导、杨真道、卢约翰、胡歌尼流、胡危撒拉、王亚伯、陈祈求、雷真道等。
这一小群人先住在旅社，后来被经济部调整处持枪驱逐，强占了旅社。黄伯炎挺身交涉，答应给一百五十元钱。又向县政府请求给予居住地点，于是指定车站稍东，东堡子土垣之南濠沟内居住。当时东关一带一片荒芜，濠沟低于大路约有丈余之深，污水盈尺。所幸陕西土质甚好，百姓都挖洞居住。真会“灵胞”也都仿效，挖起土洞来。挖出来的土渐渐把濠沟填平，大约有一又四分之一里，成了街市。因离车站很近，日渐繁荣，遂名之曰稣民街。
县政府及当地的赈济委员会只供给了四十六天（一说四十天），以后就自动的自力更生了。不象其他难民，靠政府救济直到抗战胜利。
在教务方面也努力工作。工矿调整处给的那一百五十元大家都不忍分。黄伯炎长老又东凑西凑地凑了四百多元，先搭了一座可容五百人以上的茅棚会堂，五丈长，三丈宽。一九三九年春，行成立新堂典礼。魏以撒到了宝鸡之后（未记什么时间），又改建成西式高大可容六百余人的坚固会堂。早晚聚会，“宣讲真理”，名震一时。“逃出的一切灵胞们，也都能同心努力，兴旺福音，竭力把养生的钱拿出来建造会堂，捐资传道，四下开展。”
开办小学
魏以撒夫妇在宝鸡生了一个男孩，在生日快到的时候，这些逃难出来的“灵胞”想借机会表示感谢之情，乃集合全体会众凑了一百七十多元礼金。魏以撒力辞不得，乃提倡拿这笔款办学。不够，他又卖了自己的缝纫机，又由别处稍捐助一些。在县政府教育局立案，得到许可，于是稣民小学就这样办成了。由魏以撒夫人牛美灵任校长，李德法任教员。牛西拉、黄惠民、张稣华等相继担任过义务教员。学生有六七十人之多。不收学费，并供给文具书籍。魏以撒自任董事长。
稣民小学招生启事如下：
“本会鉴于难童失学之不易补救，乃在最困难中创办稣民小学。兹蒙稣民街中段王建有先生将所租之地皮计长十五丈宽二丈让给本校。其上瓦房八间，大门一座，土洞八个，作价一千三百元，以备改迁校舍之用。日后凡与王建有私人之金钱纠葛，皆与本校无涉。再者，本校因欲提早开课起见，复筹八百余元，积极修理校舍，赶制校具。凡附近难童均可早日报名，不收学费，其书籍由本校发给，此启。
校长 魏牛唯侠谨布。”
牛唯侠应即牛美灵。
安老院纪要
民国廿九年（一九四零）三月八日是魏以撒的生日。大家又要发动“世俗的纪念”。但魏以撒对大家说：“本会不给主耶稣过生日，为什么能给人过大生日呢？况且我的年纪尚轻的很哪！同我来的年纪老的父老太太们很多，又都贫困，大家怎能作这件颠倒的事呢？”但大家还是下决心要办。于是魏以撒就提倡办安老院。起始带他们出来的是黄伯炎长老，而且已经六十多岁了。于是提倡敬老节。确定在六月廿一日那天，每年一次。由会众捐款，长执侍候，学生游戏助兴，融融乐乐象一个大家庭的样子。第一次有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四十余人出席。第二次有五十多人。因为“灵胞”日益增多，所以老人人数也就增多了。
安老院初建时无依无靠的老人有十七位。为了不叫他们沦为乞丐，真会发动了团体的力量。会众都希望把这件事办好。但人是天天要消耗的，没有生产难以供给，于是“乃向主呼吁”。
有一天，魏以撒看见宝鸡人吃水很艰难，要从西头跑到稣民街的东边河里去担水。于是想：“如果打一口井必能有些生产，如果父神喜欢我们，我们必得到利河伯，或示巴井。”但当地人都说：“我们费了不知道多少工钱了，都没成功，何必费力呢？”又一天，“魏长老被圣灵启示”，就在所指定的地方一挖，就出了活水的泉源。全街的人都吃这口井的水。每担水略为收费，由安老院的老人们轮流值日收用。于是安老院的经费有了来源。
合作社
按逃难的最初计划，向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区办事处贷款，成立了几个合作社：
甲、钮扣合作社，由李厚安等经由；
乙、织布合作社，由王亚伯等经由；
丙、砖瓦合作社，由李景顺等经由；
丁、机器合作社，由李子峰等经由；
戊、织袜合作社，由方言恩等经由。
当时经营情况良好，每个合作社都营利，真会难胞也尽到了职责。“可惜有人没有尽到忠心的本会，所以影响以后新社的产生不少。我们现在明白，这事也是出于主的意旨，阿们！”是哪些人没有尽到忠心，又如何影响了后办的新合作社，全然没有记载，不详。
这些逃难到宝鸡的“灵胞”们的生活状况一般还都说得过去。多数人因为没有技术就不能成立合作社。有的经商，有的作小贩，有作工的，“大家都蒙神祝福，日渐昌盛”。在他们困难的时候，彼此标会互助。不但生活可以过得去，而且把草房土洞改建成了砖瓦房屋。特别发达的也不少。而饥饿而死的则一个人也没有，凡作正经事业的都可以维持生活。
同恶势力斗争
《卅年专刊》还记载了真耶稣教会同当地的恶势力进行斗争的情况。
稣民街的地皮原是县政府指定的。魏以撒到了宝鸡以后，觉得不妥，诚恐日后建设好了要起麻烦，于是办了合法手续，订了整个的租约。过了一年，县政府的人果然眼红了，要收回地皮。登报说地皮拨给教育局了，由县长董学舒出名刊登启事，定期招标拍卖，又派警察捉拿魏以撒及黄伯炎二位长老。经过据理斗争，“哈利路亚，竟得意外胜利，把县长撤职”。又一次，有十七个团体捏名控告到军队中，“恰好该政治部主任赵海屏才在本会蒙医治之恩”。其结果可想而知。这些人又要用司法解决，当然也未能达到目的。
在这种环境中，这些外地来的“稣民”们也就自治起来。先经县政府许可成立了一个特别保，由黄伯炎、吴天军任保长，共分十个甲。外来的逼迫，其结果必然是使这个特别保建设得更为繁荣，比别的保甲更为有秩序。全县为之震动。加入真耶稣教会的人更多起来了。每次召开全体市民大会的时候，“稣民”们高举特制的灯旗结队参加，比任何团体的人都多。再加上中央及省府三令五申保护稣民，所以一直都是转败为胜，逢凶化吉。
稣民街简直成了宝鸡的典范。在一次市民大会上，王县长为真耶稣教会作见证说：“稣民街是一群最有办法的集团，他们真得了基督的爱人力量。”然后，他讲了一件事情。一天深夜，他路过稣民街回县政府时，看见一个打更的人，很觉奇怪。就问，整个宝鸡市都没有打更的，你怎么会在此打更？说是稣民街的长老雇的他。王县长又问，你是一个二十多岁的本地人，怎么会给他们打更呢？原来这个小伙抽鸦片，又上有老母，没有钱。在稣民街东头洞里，时常偷他们的东西，几次被抓住。知道他家中困难，于是雇他打更，每月二十元，也免得再偷。这个小伙实在感谢，也作了基督徒。王县长讲完这件事以后说：“怪不得孔子的时候治的夜不闭户呢！由此知道以爱人的心作动力，再以经济作后盾，社会就会安定的，这种感化力，大家要效法才好”。
真耶稣教会的信徒们充分发挥了团结互助的精神，建设自己的教会。象天津的张约书亚长老，把自己卖房的钱四千二百多元，这在当时可以买二百袋面粉，都捐给了教会。张约书亚原意是要买灵修院的根基，即地皮的，不过建堂时用去了，再补不上了。对一些穷苦灵胞也多方眷顾。在逃难中有三四十人贫苦无人照管，去世时都是由教会灵胞捐助衣衾棺椁安葬的。
对在宝鸡发生的一切，《卅年专刊》撰写了一篇类似总结性小短文，题为《救恩与惩戒》，其文如下：
“说到救恩与惩戒的细目，我们必须另有一大集专书，才能说得细备。
当五旬节圣灵降临，大家有无相通的时候，十数万人在所罗门的廊下，若没有彼得对亚拿尼亚夫妇的惩戒，请想那一群会众是容易统领的么？恐怕他们不只为忽略了他们的寡妇那一件事情不平吧？所以经上记着说：‘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就甚惧怕。’（徒五章十一节）想到在摩西的时候就更多了。
圣灵也照样用他大能的手，拯救了当救的灵胞，责打了当打的人们！
摧残本会的县长撤差了，一个凶恶的警察局长被判了无期徒刑。
1、作了违犯真理勾当的受大贫困，顺从真理的人得了昌盛；
2、毁谤人的生病至死，顺从教会的灵肉健康；
3、破坏大局的下在监牢，维护大局的得了善果；
4、干犯圣灵的被土洞压死，顺服圣灵的从将塌的土洞出来；
5、大大反对的被炸弹炸死，十分守道的毫无伤害；
6、许愿不还的大楼被烧光，主仆人的邻舍竟安然无恙；
7、警报一响，没信心的人吓的魂不附体，有信心的人不躲不藏；
8、有贪心加入本会的多站立不住，为求道而来的都蒙了大恩；
9、为传道而去西北的都得了天上的赏赐，为自己而去的人也得了属世的恩。”
文中的救恩与惩戒，是指信神者得救恩，反之，则受惩戒。文中所列大约都以事件为根据总结而来，如土洞事件。
这件事情是这样的：方言恩、严信心夫妇，结婚八年没有生育，有一天在祈祷时，心想“我若摸摸那位长老的衣裳就可以怀孕了”。结果，果然就生了一个孩子。而当时“日本的轰炸机不断的投弹，除了抵抗的人以外属灵的人竟没有受伤的，所以大家很有信心，向来不跑警报的。他们相信真神可以随时给开飞机的人打灵雷，叫他们投弹的时候，或早或晚可以躲开神的儿女们。”民国廿九年（一九四零）“炸弹为要刑罚一个悖逆之子，就把一个大土洞炸塌了”，当死的人也死了。可是洞内有“从信心所生的那一孩子”，那时孩子才一周岁。于是许多人帮忙挖土，想救出那个小孩子，用了大半天的工夫仍然找不出来。一丈多厚的土都塌下来了，大家都以为孩子肯定砸得粉碎了，也就都停手不挖了。
但孩子的母亲“以为这（孩子）是从祈祷来的”，我要把它扒出来，给他作件白衣服，再好好的把他埋了，“也许蒙天使保护还没有死”。于是又求了一二人再挖。果然听见小孩子的哭声了。及至把孩子拖出来一看，一点儿伤都没有。“天使用一张破桌子把孩子遮住了。不透气的土压了大半天也没有闷死，“岂不更为奇妙么？于是给孩子起名叫方重生。将来这个孩子长大了不知要为主发些什么光辉呢。经上说‘他们的使者，常见我父的面。’阿们！”
一九四一年，在集体逃难到达宝鸡三周年纪念之际，魏以撒发表了一篇告稣民书，对逃难三年来的工作做了一番总结，并提出了希望。这篇《告稣民书》据其内容推断，应当是在逃难三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其全文如下：
“至为亲爱的，同在患难国里有分的灵胞们！我现在奉主耶稣的名对你们说几句话。我们这一群集体逃难到宝鸡整整是三周年了，我们的纪念日很容易记着，因为恰巧中秋佳节的今天。
今天真是胜利年，正赶上我们纪念逃难三周年大会的当儿，在长沙就来了空前大捷，给我们确定一个中国必胜的信念。原来在我们纪念逃难之心灵深处，还藏着一个快快回家的切望。可是因为我们得了这次空前胜利的事实，就是回答我们有不久可以回家团聚的把握。
挽回教权、由东徂西，是我们藉宗教爱国的表现，当武汉危急的时候发动集体逃难，我不忍大家违良心去作顺民当奴隶的一点表现。
可是单有我的提倡，恐怕大家不一定能逃到这比较安全的宝鸡。更应当感谢的是蒋夫人宋美龄女士和黄仁霖、钟可讬先生，拨发救济费。又蒙中国工业协会艾黎先生与刘总干事等应许我们到宝鸡以后，尽量给我们成立各种合作社。又蒙宝鸡各慈善机关与县商会救济了半月之久。更蒙县政府指定地点，得有栖身之所。这就是国家给我们的恩惠，是地方给我们的爱助，使我们不能不刻骨铭心的纪念哪。
这三年来，的确大家受了相当的困难，然而都能效法主耶稣十字架牺牲的精神，在始终自力更生的志气中渡过来了。可是我倒时时过不去，觉得对不起大众。因为你们是我在武汉三次扩大演讲所鼓励出来的人们，所幸大家对我还没有什么怨言，这是我应当特别纪念的地方。
我们逃到后方来，不但是因以待稣的难民，也是稣醒了的人民，所以我们今天的纪念，要拿出事实来表现我们爱国爱教之稣醒了的精神。
我们大家虽然努力建了一座会堂、办了一个小学校、立了一个安老院、组织了救济、抬埋、合作各部，但与我们的理想相差太远。今后如果环境许可，我们还得继续努力，以期抗战胜利。复使我们仰不愧于神，俯不愧于国，私不愧于心，那就是我们胜利的胜利了。
我今后企望于全体稣民的，是都以善行来纪念逃难，以顺服政府为求平安的门路。以努力布道为报答神恩的证据，以和睦本地邻里为逃来之目的，以互助为爱护团体的诚意。始终抱定主耶稣的博爱应付一切，更盼望本会在稣民逃难期间传遍了西北。不使全国二十余省本会、十余万灵胞之圣工专美于前，实为至盼，阿们！切愿父神以永爱祝福大家的身体灵魂和一切事业，好使我们不但为自己活着，也是能以为别人活着，哈利路亚。
民国卅年十月五日于宝鸡”
武汉真耶稣教会的一部分“灵胞”能逃难到宝鸡，当然得力于国民党政府，在当时全国一片战乱之中，成了一片安定的绿洲。这些人，当然是很幸运的。而在当时，在宝鸡的建设中，真耶稣教会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应当说，这一部份人，发挥了团结互助的力量，表现出了勃勃生机。
二、真耶稣教会在陕西的发展
真耶稣教会逃难到了宝鸡，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这不光是稣民街的建设几乎成了楷模，其影响更为深远的是真耶稣教会在陕西的广为传播。前面已经说过，逃难选择宝鸡为目的，即要在没有真耶稣教会的陕西进行拓荒的工作。武汉的这些长执们到了陕西以后，努力“传播福音”，达到了目的。
首先是西安。原汉口黄孝河真会的柱石郑腓比女执事。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与其丈夫郑甫卿在西安经商。“圣灵在她心里动了善工，她到处作证，许多人接受。”又因为她有“特别的医病恩赐，多人得了痊愈。”在这里“神的医治”又成了“传播福音”的帮手。帮助郑腓比的有范亚伦长老。先是在南门，后又迁到北门内的通济坊，“圣灵大大动工，安息日会的三位长老（有孔新山）都在真会受了洗。由西安到宝鸡交通方便，宝鸡的长执们也经常去帮助，所以就日渐兴旺，根基稳固。
西安余家沟
在西安东九十里。有位王惠民长老，先是协同会自立的教会，进入安息日会还是自立的教会。而真耶稣教会一到，“圣灵大降，神迹亦多”，连传道人也得到“更正”。时间，据孔新山在一九四七年十一届大会上的回忆说，是在一九四一年。孔新山本人也是在这一年入的真会。由于余家沟真会在各公会中以善于长时间的祈祷而闻名于全省。这一更正当然要惊动那一带的公会。后来，又由此分出来许多聚会的“圣所”。
向陕北推进
派遣前去传道的是何新名。在富平、三原、同官、耀县各地，工作卓有成效。“凡听见的无不接受”。尤其是胡明道长老，是一位曾两次入神学院学习的好道之士。自接受真会之后，努力不懈，“虽受逼迫困苦”也能支持工作。立约把一切所有都奉献给“圣事”之用。
陕南的兴起
是叶路得、杨真道两位女执事“向主耶稣许愿，先尽自己所有的力量前往陌生的地方去开荒，感谢父神与她二人同工，同神迹随着”。在汉中传道，就在自己租的房子中建立了教会，又请范亚伦长老前去同工施洗。
双十铺，是陕甘转车要道。先曾有一位山西的“灵胞”住在那里，感动不少人相信。曾有人打算设立自立会，结果失败。有位“兄弟”特地跑到宝鸡去求道受洗，回来发展。
咸阳真耶稣教会
咸阳在西安以西三十里，秦时古都，“老会”不很兴旺。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范亚伦长老受圣灵催动要去开办本会。他完全是拿出自己牺牲的力量来开办的。六日作工，一日安息。起先自己把积下的钱买了一间草棚聚会。”在范亚伦在世时，已有三十多人受洗，但不算太兴旺。“可是他尽心尽力爱主爱人的美种，如麦子一样，已深深扎下根了。”
范亚伦还开发过华阴车站，但不知结果如何。
刘亚拿、黄伯炎、孔新山到兰田县工作，接受者有王惠民等，日渐兴旺。钱引导、姚雅歌去开发平凉；卢约翰、陈祈求长老则守宝鸡。
在宝鸡，还开过两个月的神学讲习会。关于这次神学讲习会，没有找到详细记载。
陕西省大部份分、区会都创建于抗战期间，据《卅年专刊》统计表，所知者有：一九三九年三月，黄伯炎创宝鸡分会。一九四零年，六月任书怀创凤县双石铺区会。当年，何新名创富平县天保村分会、范亚伦创咸阳分会。一九四一年十一月，王惠民创兰田余家沟区会。一九四二年六月，魏以撒创建西安分会。一九四三年三月，赵季昌等创宝鸡中山东路区会。一九四四年，郑腓比创耀县分会。
祈祷所则有一九四三年十月，李芳圃创西安北大街祈祷所。
陕西支会的建立，据孔新山后来在一九四七年十一届全体大会上说是一九四二年成立支会；孔新山任会务，王惠民任财务，黄伯炎任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