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卅年专刊》，在抗日战争爆发的前夕，真耶稣教会由湖北宜昌传到了四川。
一九三三年，得到总会的允许，由黄以利亚率领的湖南灵恩布道队为宜昌、沙市传播了真耶稣教会，已如前述。而真会在宜昌的发展，又使真会传到了四川。
事情是这样的。在民生公司轮船上工作的伍兴海，在宜昌“蒙恩”，成了真耶稣教会的信徒。布道队就派汤志场同伍兴海先期入川工作，然后黄晓光执事于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也入川主持工作，“灵工大振”。
首先“拣选”了重庆市第一任市长张必果的夫人，“蒙了医治。于是李晋升等高级科员们也都纷纷受洗，非常神奇不断显现，遂建立本会。”
当时，最为兴旺的是在广安。不到一个月的光景，加入真会的大约有一百八十多人。但是，《卅年专刊》说“因四川帮会团结排外，诬告本会施洗祈祷为邪术。县长怕他们的势力，又加上级政府没有加以有效保护，未熟的果子被大风摇动落下去了。”
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重庆有辛循光、邹马可、何马利亚到上海参加了总部第四期神学会，“回去以后努力为主工作”。不过，详情却不得而知。
而重庆，由于市政府那一般人离开了重庆，又没有买下地方，一些有力量的人不多。于是到抗战爆发时，四川仍然只有重庆一处。
《卅年专刊》“本会传至各省年次概况统计表”记四川：开创于一九三五年，由总部派遣的黄以利亚、吴（伍？）兴海等首先在重庆、广安传播。情况为“振兴而中断”。
抗战期间，真会始在四川正式传播而兴旺。而在这个历史时期，《卅年专刊》于四川只见一九三五年八月，黄以利亚创建了重庆分会。
广安的情况，在一九三七年召开的十次全大上，“四川广安本会代表辛循光”作的个报告说是，在民国廿四年（一九三五）七月间，灵恩布道队在重庆开灵恩会时，辛循光接到传单遂前去听道，当即受感受大水洗。遂请布道队黄以利亚执事到广安布道。十一月廿二日，黄以利亚到了广安，租定南门外新生活二楼为布道所。“风声所播，老会热心份子均前来听道，追求真理；又有外邦人求医治疾病，如是有神迹奇事彰显神之救恩，信者日多，不及五月，受洗一百八十六人。讵教会甫告成立，而魔鬼即乘虚蹈隙而来破坏，即藉天主教中人耸动政府出面干涉。谓大水洗有碍风化，且认本会有扰乱治安之嫌，勒令停止，不准布道。”几经交涉，不果。广安，经此打击，等于解体，只能寄希望于总部，设法恢复。
《卅年专刊》在四川真会史中关于广安真会的夭折，说是“因四川帮会团结排外，诬告本会施洗祈祷为邪术。县长怕他们的势力，又加上级政府没有加以有效的保护，未熟的果子被大风摇动落下去了。”这个说法，与辛循光的报告大不相同。而于“政府往来文存”中又说是“遭当地劣绅诬告，被县府封闭”。《卅年专刊》为追记者，误。辛循光在十次全大上的报告见《圣灵报》十二期四～五期（一九三七年出版）。
广安真会将情况上报总部，总部呈文内政部请求保护。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八月二十四日，内政部批转咨四川省府文，谓“已援情咨请四川省政府查明保护矣！”文号：“礼廿一至廿六年八月廿四日发零零九四六号”。
不过，广安真会《卅年专刊》说是“到现在（应为一九四七年）还没有恢复呢！”
在这个历史阶段，四川建立的会所，《卅》只记有重庆分会，作一九三五年八月由黄以利亚创建，在重庆白市驿下街冯家院。《总部十周年纪念专刊》则作一九三六年创建，负责人伍则荣。地址仅作四川重庆。
但《十》又记广安于一九三六年建有一个祈祷所，在广安三圣街。负责人辛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