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会有一些真会信徒不赞成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有不少信徒都说对政治不感兴趣，不关心政治，只有对神的信仰。但是，从资料来看，真耶稣教会的某些，或某个领袖人物，确定无疑地为真耶稣教会制定了极有抱负的历史任务。
前已论及，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命令总部内迁重庆。当时，以魏以撒为首的总部，在上报的在政府立案的文件中，已经明确表示了真耶稣教会应该成为“国教”的要求。参见本书第七编第一章第一节。抗日战争胜利了，魏以撒主持的总会并未改变也未淡化反而在加强其所持政治立场。这也许是真耶稣教会的历史悲剧。不过，在那个时代，魏以撒总会等人（限定在那些人之内，没有足够资料可以考定）不可能超越时代的局限性而改变政治立场，当然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国民党政权已经处于风雨飘摇、即将土崩瓦解的前夕，还顽固坚持自己的立场，是很不明智的。
下面从十一次全大关于教义、会章、办事细则的讨论、决议及在《卅年专刊》上发表的相关文章所表述的观点进行深入探讨。
十一大讨论的提案中，涉及同政府关系的提案有三项，即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项提案。分别为“向蒋主席致敬案”、“请立法院从速颁布宗教法案”、“请国防部发给保护教会之公告案”。议决均为“交下届总会理事办理”，即由十一大选出之总会理事办理这几件事情。这三个提案，只能说是一般的政治态度，说不上有什么特别。
再看看制定的“会章”第五条。这一条规定为“本会之任务”。内容如下：
“①关于耶稣基督救世大道与圣经真理之阐明事项；
②关于社会不良风气之转移事项；
③关于宗教异端之更正事项；
④关于东方善良文化之阐扬事项；
⑤关于建国大计之倡导事项；
⑥关于宪政之推动事项；
⑦关于有益民生之指导事业；
⑧关于各种慈善事业之倡办事项；
⑨关于辅助政府扫除文盲事宜；
⑩关于组训本会会友、健全统一团体事项。”
全面评估这些“任务”可知，这个信仰真神的教会，俨然已将建设、改良整个社会、巩固当局政权为己任，同抗日战争期间总会内迁重庆之前，以及当时的真耶稣教会有很大不同了。如果说，在抗战期间内迁重庆的上报文件中还只是原则意见的话，现在则已经有了细则、具体做法了。
再看“办事细则”的第七条。其中再次规定了真耶稣教会的“任务”，其内容与会章相同。此处还是全抄如下，以便更进一步加深认识：
“①关于耶稣基督救世大道与圣经奥妙之阐明事项；
②关于宗教弊端之更正事项；
③关于社会黑暗及不良风俗之教化事项；
④关于东方善良文化之阐扬事项；
⑤关于建国大计之倡导事项；
⑥关于民主政权之推动事项；
⑦关于有益民生之指导事项；
⑧关于各种慈善救济之服务事项；
⑨关于辅助政府推行教育、扫除文盲事业；
⑩关于组训本会会友健全、统一团体事项。”
同“会章”中所规定的十项任务相比，有些字句不同：①更正宗教“异端”改成为更正宗教“弊端”；措词有所缓和。②推动“宪政”改为推动“民主政权”。“宪政”为什么要改成“民主政权”，找不到有关说明的记载。宪政：指依据宪法和法律进行治理的政治制度，这当然是指国民党的训政法律。③辅助政府扫除文盲一项，增加了“推行教育”四个字；扩大了任务范围。这些细小差别，并未改变当时真耶稣教会以魏以撒为负责人的总会人员所制定的历史任务的本质。
如果，以上这些“任务”还看不清魏以撒等人的政治抱负的话，那么，魏以撒在《卅年专刊》第二集“大道之行”的“总论”中，则无可怀疑地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抱负。
魏以撒早就已经与其父完全不同了，他的神学观念已经完全与政治和政治哲学联在一起了。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卅年专刊》第二集《大道之行》的《总论》篇。
魏以撒认为“单就各种主义，各种学说，每个人类，每一组织的共同目的来说：都是不约而同，不教而同的，诚心愿意‘天下大同’。西人所谓乌托邦是也。即亦圣经上所说的新天新地。（《赛》六十五章十七节）”魏以撒说这个世界上一切人、一切学说、一切主义、一切组织的目的是共同的，即都要实现“天下大同”。是否是如此，显然用不着讨论。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魏以撒所说似乎是唯“真耶稣教会”才为“真”这个最基本的原则没有了，其实当然不是。见前述本书第七编第一章第一节。以及后述。
如何达到“天下为公”呢！前题是“大道之行”。为此，魏以撒特别引用了《礼记·礼运》上的一段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一句，魏文漏引，或为刊误）。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为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蒙蔽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段话所描述的理想社会，曾为许多人所向往。洪秀全、康有为、谭嗣同和孙中山都曾受过“大同”思想的影响。
魏以撒在引用这一段话之后，重点分析的是“贤”与“能”的关系，强调“贤”是首要的；“能若不贤，就变成了利己之能，不是救民之能。有千能万能，此能何用？”“罗斯福所谓‘有学问而无道德，如一恶汉。有道德而无学问，如一鄙夫’。这固然是并重共勉的意思。但我现在愿意以真字区别之说：‘真有道德的人必有学问，真有学问的人必有道德；没有有真学问而无道德的，更没有有真道德而无学问的。’孔子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因为所谓‘能’就是能执行他的贤哪！当孔子在世，有人问他说：‘你的门徒弟子中有谁好学呀！’子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二过’。但没有提他的六艺学的怎样好啊！因为孔夫子一贯的主张是‘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德者本也，才者末也’。一个人能修养到‘不迁怒’的贤德，又有‘不二过’的精神，以他研究什么科学还有不成功的道理么？亚里士多德所以把哲学定义叫作‘科学所基之学’，也就是这个意思呀！孙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也可以说是知道贤是很难的，行其能是很容易的。王阳明先生的良知良能，能知必能行，也就是先以内心的良知作根底，然后才用表面的良能来表现哪！”
即，贤乃根本，在先；能为其次，在后。
那么，如何达到贤？“大学所谓明德、新民、止于至善，都是贤的表现；知止、有定、能静、能安、能虑、能得，都是达到贤的功夫。终始、本末、先后，分得十分清楚，不是可以任意倒置的。不过我们仔细研究起来必须加上宗教的能力，尤其是必须再加上真耶稣教会的要道，才能达到明明德于天下的目的！这乃是全世人类当用心考查的大道。但愿都能抱定择善而从，不善而改的决心，本乎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善念，寻求访问一下，到底本会是与不是……。”
魏以撒对贤与能之间关系的论证，其根本目的，要论证的是“加上宗教的能力，尤其是必须再加上真耶稣教会的要道，才能达到明明德于天下的目的”。也就是说，没有宗教，尤其是没有真耶稣教会的要道的话，就不可能达到“贤”。由此就可以确定真耶稣教会在全人类整个社会建设中的地位。这一点，是魏以撒此文的全部宗旨。是要论证真耶稣教会在实现“天下大同”中的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魏以撒虽然强调了“尤其是必须加上真耶稣教会的要道”，但是又多了一句“加上宗教的能力”。“宗教”二字显然包括了其他的一切宗教，还不只限于基督教。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不过是：不要将整个宗教界树为敌人而已。因为，从对本书所能搜集到的有关魏以撒的全部资料论证可知，在教义上，魏以撒从未放弃过“唯我独真”。因而，只能说，不管魏以撒如何肯定“宗教的能力”，其他一切宗教，仍然还是“假”。既然如此，也就只有真耶稣教会才有资格成为“国教”。
魏以撒之父，魏保罗，终生所追求的是如何在末世之中如何“得救”，进天国之道；政治上，只见其反帝、反对西方差会，反对西方对中国的宗教侵略。在国家政治上，则强调政教分离。而魏以撒则俨然以罗斯福、孙中山这些国家领袖人物的口吻，或从一个哲学家的角度，或者从一个社会学家的眼光来论证“真耶稣教会”在社会结构中的作用，并提出自己的奋斗目标、历史任务。魏以撒想要当的，已经是一个“政治家”了。也完全不象后来在一九五二年的《自我检讨》中说他自己是“超政、超国家、超世界、超阶级的”。
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真耶稣教会圣灵报》第一卷第六期（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五日版）、第七～八期（十二月十五日出版）发表了王重光“真耶稣教命名之赘述”一文，非常值得注意。王重光是湖北恩施荣军教养院的负责人，一九三七年的元旦与魏以撒相识，当年四月二十日只身一人跑到武昌真耶稣教会支会去领洗，在教养院建立了真会。抗战期间，一九四零年教养院迁四川南溪。王重光此文明确提出：“凡是读过孔子书籍的人，和承认孔子为师的，没有不是准真耶稣教的信徒。换句话说，孔子的门徒，也没有一个不是信仰真耶稣的。”“真耶稣教，就是孔子的‘中庸’之道。祂的命名也就是根据那‘天命之谓性，率性谓之道，修道之谓教’来的。”“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而真耶稣教会这名字虽新，其实仍数千年前的旧名。不过孔子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大成，而为孔子的哲学。真耶稣教会是集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孟之大成，而成为独一无二，完善无缺之宗教罢了。”引朱晦庵（即朱熹）的解释：“命犹如令，性即是理。天以（阴）阳五行代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以赋之，犹如命令。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三纲五常之德，就是性。这种说法与真耶稣教的‘真’字解释完全相同。因为‘真’字，是真实无妄的诚（？原件印刷不清），也就是代表‘真神’简称，自有永有、无始无终……。率性之谓道。率当循着解，道就是道路……耶稣……她是道成的人身。是圣的，是道路，是真理，也就是真道……。”“修道之谓教”。修，指“品节”。“圣人因人物之所当行的而品节之，以为法于天下，故叫做教。换句话讲，就是人物不合于天的道理的，教他变为合于天道的人物。”但是，无论中外，都找不到一个“至公无私，完善无缺的人”来。孔子也自认不是。而真耶稣教会的“教”表面看与孔门相象，但又有两点同孔教及其他宗教不同：一，真会均以耶稣为榜样；二是不但使人的言行合于耶稣，还要考究人的心意是否合于言行。又指出了与“孔教”的不同。孔教是否如此，姑不论。王重光在最后又明确指出：“中国同胞百分之百都是尊孔子为师尊的。也就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人，都是真耶稣教的标准信徒”，又回到了最初的论断。
这可以说是把传入中国的基督教“中国化”到了极点，到了与“孔教”完全等同的地步。这那里还是信仰耶稣的基督教，简直就是“孔教”。这和魏保罗“儒教不知灵魂得救之法最苦矣”的说法哪里还有丝毫相似之处？“不语怪、力、乱、神”的孔子，倘若地下有知，亦当啼笑皆非！
真耶稣教会以魏以撒为负责人的总会的政治态度的变化，广大信徒未必同意，许多老一代信徒就向他们的后人表示过否定的态度。当选的总部负责人也未必都同意这种变化。三十年后，杨约翰就无可奈何地在一本《卅年专刊》的最后一页标明：“吾未参与编审校正之工 杨约翰 一九七七年”。当然，不是总部负责人的长执当中也会有人非常欣赏并鼎力相助的，如王重光。他应当是一些有政治抱负的人们在真耶稣教会中的代表人物。
为了进一步弄清楚真耶稣教会总会这种政治态度的重大变化，不妨再翻一翻旧账，看看总部及历次代表大会是如何规定真耶稣教会“宗旨”的。
一九二零年、一九二二年、一九二四年三次全国大会，完全没有议及什么真耶稣教会的“宗旨”或什么“历史任务”的。
一九二六年，在南京召开的第三次真耶稣教会大会（后改称为四大），议定规章九章四十条中的第一章规定了“宗旨及组织”，共有三条；第二条为“宗旨”，第一、三两条为“组织”。此处只谈“宗旨”：
“第二条，本会为崇拜真神，广传耶稣真道起见，根据新旧两约圣经，凭圣灵引导实行耶稣之言行，使人弃恶从善，得以安心立命，可享未来永生之福为宗旨。”这个宗旨，有政治“目的”吗？使人弃恶从善”当然有其社会作用，然而其“目的”却是要“享未来永生之福”！它有明确地使“真会”居于改造整个社会的主要或唯一工具地位的“目的”吗？有一丝一毫想要居于国教地位的企图吗？显然没有。
一九二八年四次全体大会（后改称为五大）改定的规章第一章第二条仍然规定的是真耶稣教会的“宗旨”，同三大（后改称为四大）所规定者，只最后一句在字词上略有不同，为“而享真神所许永生之福为宗旨”。
一九二九年五次临大（后改称为六大）及一九三零年六次临大（后改称为七大）两次大会改正之规章所规定的“宗旨”同四次全大（后改称为五大）所定，从内容到字句都完全一样。一九三二年七次临大（后改称为八大）所规定的“宗旨”，则在“靠圣灵引导”一句之前多加了一句“更正异端”。一九三四年八次临大（后改称九大）所规定的“宗旨”则与七次临大（后改称八大）所规定者完全相同。一九三七年十次全大则没有讨论真耶稣教会的“宗旨”。
综合前述可知，真耶稣教会总会等人，政治态度的急变，要把真耶稣教会建成国民党政权的“国教”。始自抗日战争期间总部内迁重庆、魏以撒主持总部工作之时，直到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国民党政权即将土崩瓦解的前夕，都没有发生变化，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