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族，共分九族：泰雅、赛夏、曹、布农、阿美、鲁凯、卑南、排湾、雅美。在《撒网史记（一）》中也说是“九族”、“九大原住民族群”，但只提到阿美、泰雅、排湾、布农、鲁凯五个族群。在《真耶稣教会台湾传教五十周年纪念刊》则记作“七族”，泰雅族作泰雅尔族，可分为：泰雅尔、太鲁阁两族；阿美族作阿眉族；排湾族作派温族；赛夏族作赛西亚特族。没有提到鲁凯、卑南、雅美三族。
一九三七年，或一九三八年，真耶稣教会传入高山族同胞。
据《卅年专刊》的记载，最初是因为有一位酋长的公子田三多，患肺病，非常沉重，到医院就医，医生束手无策而谢绝诊视。田三多无法，只得返回中山（山中？）疗养，信由病魔支配。正在这绝望的当口，“主就差遣他的使者从天而降”，一位花莲港真会信徒吴石莲向其见证，“告以真教会中有神权，能为人医病赶鬼，有起死回生之能力”。三多一听当然非常高兴，无望之中听说有望，那一种求生的欲望可想而知，立时就相信了。
田三多第一次接触真会而归于真会，《撒网史记（一）》“信心之火乘云天－－台湾山地花莲系统传教史”一文记杨约翰的采访中，有较为详细记载：“台湾山地传教史，可谓始于花莲教会……一九三五年（民国二十四年）花莲成立教会。第二年（即一九三七年），初期信徒吴石连（药商）到富世村外卖药（因日人禁止平地人与山地人来往）。当地一位青年田三多患严重肺结核，因被医院宣告不治而回家静候死期。那时见吴石连来，向他买药，吴石连见他病重如此，吃药也枉然，本着良心，不想让他浪费买药的钱，就向他传福音，见证救主耶稣和本会神迹奇能。田三多已走投无路，就决心依靠主，一九三八年春季受浸礼。以后身体日渐康复，且能下田工作。亲友族人（田三多乃酋长之子）大感讶异，遂相继慕道信主。”“真道在民国二十六年即由田三多传入富世。”
文中的“第二年（即一九三七年）”一语大约有误。因为前面说的是一九三五年花莲教会成立，第二年应为一九三六年，不是一九三七年。第二年当为第三年之误。田三多接受吴石莲见证，在一九三七年，大约无误。
如果从田三多受浸成为真会信徒算，真会传入富世当在一九三八年。
《真耶稣教会台湾传教五十周年纪念刊》记田三多的族别，既记为泰雅尔族，也记为太鲁阁族。
《台湾传教五十周年纪念刊》中除田三多而外，又说“同年，又有林阿屘氏，因腹胀怪病，走投无路。其子李锡联于此垂危之际，想起该会初期工人刘荣树所见证‘田三多之奇迹’，乃找到教会，相信耶稣，而蒙医治。”林阿屘当为第二人。
《卅年专刊》记田三多相信之后，在其妻帮助下暗中来到花莲港真会听道。但却为日本人发觉。按日本当时的政策是不允许台湾平地百姓同高山族人来往的，乃以其违法而拘捕。不曾想反而因祸得福了。在拘禁当中田三多要死的病竟然不药而愈。“他实感念神恩浩大。被释后返家，将主之救恩，逢人传播。因此多人因他归向救主，脱离死亡之绳索，他在高山族中可说是初熟的果子”。
但当时在高山族中布道是很困难的，《卅年专刊》语之曰“在黑暗布道”；“正应验以赛亚先知所说：‘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而高山族兄姊处在这黑暗中，主是不丢弃他们，特差遣他的使者在夜间进入山中。因为慑于日人法令不敢点灯，即在暗中讲道。传道人与灵胞只能闻其声，不能见其面，虽久相处，仍是不识者，这也是别开生面之布道。总而言之，主是大有恩惠，满有怜悯，使这一班弱小民族也能从黑暗中归向光明，用他大能臂膀将他们从撒但手中拯救出来归于真神，要在极卑微的肢体上荣耀他的尊名呢？
不久，日人探知他们不肯放弃对耶稣之信仰，曾有一处日人用残酷的手段将富世村高山族弟兄于冬天时候置于冷水中。”
“（田）三多蒙恩后，心被感，要把他所得主恩白白得来，也要白白舍去，因此立志为主作证，到处宣扬救恩。有一次和许多的高山求道者来到花莲港教会聚会听道被警察发觉，与花莲之同灵刘荣树、刘东辉、吴石莲同时被捕，拘禁下监。虽受百般痛苦亦无怨言，并且出监后仍然大声疾呼，发出警告的角声。”［17］
关于台湾高山族中建立的第一个真耶稣教会，在《卅年专刊》及《台湾传教五十周年纪念刊》中只有以上的相关记载。《台湾传教五十周年纪念刊》虽然在《附表一》中列有“7120富世”教会，但在各个教会沿革的分述中却又没有“7120富世”教会沿革的记述。只是在“第三章 山地工作”及“7117花莲教会沿革”中有所涉及。幸《台湾传教七十周年纪念丛书撒网史记（一）》有稍为详细的记载。即上面已经提到的一篇采访记，由杨约翰采访、陈丰美整理，题目为“信心之火乘云天——台湾山地花莲系统传教史”。
文中“本省第一间山地教会——富世教会”说，当时日本政府“对全省山胞另眼看待，限制其出入、教育、宗教（不准相信任何宗教，信者，则加以逼迫）。”下面详述了富世信徒所受到的迫害。
恐吓：日本政府经常威吓，若信基督教要坐监或砍头。有一年的十一月，日本派出所的所长，召集全体真会信徒于活动中心，痛骂一顿。又命令第二天早八点，到派出所集合，说是要杀掉。不想，当日晚，强台风登陆，把活动中心吹倒，压死两名青年工友；派出所、宿舍、神社都吹得东倒西歪。日本警察吓坏了，说：“你们信的耶稣太厉害了！”结果，第二天的事也就没有了。
浸水：这在《卅年专刊》中曾经提到过。是一年的冬天，日本人得到密报，知道信徒们在海边聚会，于是叫全体都跪入今天的立雾溪的水中，只将头露出水面。据说“这时神显出奇事来了，冷如冰的水竟成温水，正好给信徒洗了一次长时间的温水澡”。
劳动：罚信徒到富世村东边开垦，背著小孩的妇女亦不能幸免。如果自动报名不再信基督可以回家，否则，干到天亮，但谁也不去报名。
山地信仰不自由，传道人进村庄看信徒也不自由。杨约翰回忆当初的情况说，下车后无法直接进入村庄，而是在公路上设法找到信“田三多的教”的信徒，由这个信徒通知田三多聚会的地点。安息日聚会都是事先约好地点，一大早装成要工作的样子前去。圣经、赞美诗都藏在山洞里。由于当时不常有传道人，因而一聚会就长达六个小时；大约由晚上九点到凌晨三点。
真耶稣教会传到铜门
《卅年专刊》及《台湾传教五十周年纪念刊》都提到了铜门，但都没有详细记载，也没有沿革之类的说明，只有《台湾传教七十周年纪念丛书·撒网史记（一）》有些记载，分见于好几篇采访记。
如何传入铜门太鲁阁族，有两个说法：在“大谷越的传奇——访铜门罗耀真执事”一文中，说是“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九月九日，铜门部落有一位名叫卢雅意的青年去富世村，返回后带来福音”。而在“信心之火乘云天－－台湾山地花莲系统传教史”一文中说：“真道传入铜门是在民国三十年，由田三多传给其嫁到铜门的堂姊（寇莫），然后再传给马太（后被立为执事）。”后文是杨约翰采访的，而且是在见到“大谷越的传奇”一文之后。那末，是否可以相信，这是对前文说法的纠正？
很快，村里很多人都知道了真耶稣教会，秘密传讲耶稣，怕族人知道会去通报日本人，只能暗中相见。
花莲港教会（今花莲教会前身）知道后，先后有刘东辉执事、陈圣工执事、杨约翰长老都来过铜门。“那时生活普遍困苦，所以要去祷告求平安的人最多”。为避免被族人查觉，聚会地点有时在山上的猪寮，有时到有水声的河坝旁，有时到较远处的墓地。“那时得圣灵象会感染一样，一个接著一个”。
不久，刘东辉被日警抓去，知道山胞有人信耶稣，搜查得紧。唆使族人做内奸。传道人没有来的时候，由罗肯信（耀真）和马太带领聚会。把圣经、赞美诗藏在山上一位姊妹的鸡舍架中。不巧被日警搜到，全部没收。把八名信徒带到派出所,训了半天，并教他们参拜日本的天照大神。八个人都象哑吧一样默不作声。日警无法，每人罚款三百元。交不出只好借，借不到就只好去做公工，服劳役。
罗耀真，在未“信主”之前曾被毒蛇咬过一次，当时谈不上医疗，只能用土法。脚烂了很久，幸好后来还是痊愈了。“信主”之后，又被咬了两次，靠祷告及别人的帮祷，没有第一次那么痛，“和第一次相比，恩典太大了。族人听到这个神迹，许多人来查考道理，福音传开了。”这一下招来了第二次逼迫。大约有二十名信徒被叫到派出所，一字排开，用木棍一个一个的打，背部、臀部；恐吓，掴脸，木棍都打断了，但没人倒下，也没有人喊叫。
“真道”传到山里。
这是由田三多大约在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传给其住在山里的岳父，以后信的人愈来愈多。但山里建立教会是在一九四六年五月的事了。《真耶稣教会台湾传教五十周年纪念刊》记立山教会在花莲县卓溪乡立山村里十八号。但无山里教会的沿革记载，不知是何道理。
真耶稣教会传入立山（光复之前称笠山，后改为立山）。
这是由原来居住在花莲县秀林乡西宝村的苏己妹（苏该）受田三多影响而接受“真道”入“真会”，辗转传到立山的。其概如下：
苏该之父嗜酒如命，膝盖患病，行走必靠拐杖。其母为“交鬼的巫婆”。其母为其父“行法术，招来祖先鬼魂”医治，毫无功效。一九三五年底，又“求告蜡烛神，徒受折磨”。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苏该住在富世的一位表兄，特来传福音。说是前不久同田三多归入了××会，这个会神“才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苏该遂前访田三多，并全家都入了××会。但其父的病并无起色，膝关节、脚趾关节都流黄脓，愈流愈臭，流个不停。苏该动摇。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苏该住在富世的那位表兄也专程来到秀林乡西宝村，说又信了真耶稣教会，“真耶稣教会才是末世真教会，圣灵就是证据”。而且，田三多的病在信了真耶稣教会以后“没有象以前咳得那么厉害，身子也渐渐地壮了”。次日晨，同几个亲友急忙下山，看见田三多果然象表兄所说的一样。“田三多看到我时兴奋地叫：‘你好久没到这里来了。你看我的身子比以前强壮多了，这要感谢主耶稣慈悲医治。我现在所拜的神才是真正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以前拜的方法都错了，唯有真耶稣教会的神才是独一无二的真神。我知道你父亲的病日日加重，你们要赶快来真耶稣教会，神必定治好你父亲的病。’”
苏该回家述说了一切，于是全家都信了。其父戒掉了酒，也戒掉了烟，“日夜迫切地祷告，求主耶稣慈悲怜悯父亲的病，使他早日痊愈”。而其父，两天之后，就不流脓了，一个礼拜以后，好了一半，可以不靠拐杖下床走动了。使亲友们惊奇不已，陆续共有四户人家归入了真会。信耶稣一个月以后，其父的关节病，不药而愈，完全好了。而当时，迫于日本人的压力，却不敢透露是信了耶稣才好的。“当时日本及警察尚未明显地对信徒施加压力，但仍不希望台湾人信耶稣，固认为耶稣是美国人的神。所以信徒聚会时都得偷偷摸摸的，就连传福音也要看对象。”
到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日本警察以西宝离市区太远不方便为由，强迫全村人迁到了花莲立山村。真会也就迁到了立山。
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外会信徒身份开始暴露，这是因为他们常常指责那些未信者为魔鬼之子，遭到恨恶而告到警察那里。于是基督徒行踪受到注意，不少外会信徒被抓去毒打。所幸的是“本会（真会）信徒却能幸免”。但也引起一些信徒“信仰慢慢冷淡下来”、“软弱下来”。而苏己妹（该）却异常坚定。原来热心从事“圣工”的卡娃斯软弱了下去，还影响了一部份人。苏该鼓励他，要他刚强起来，并对他说：“若你真的被日本人抓到了，就说是神田秀子（苏该的日本名字）带领你们聚会的。你可以把一切罪名放在我头上，若是主不肯，日本人能把我怎样呢？”但他仍然害怕。不料，有一天去打猎，不小心，拿刀砍木材时，却砍到了自己的膝盖，以为“是主在惩罚我！”于是再度热心起来。
当时冒死到立山传道的有陈圣工执事（陈有宝，后与苏该结婚）、杨约翰等。陈有宝是藏在装满地瓜的牛车中上来的。杨约翰来时，特地约在墓园中聚会，因为村人不敢到墓园去巡逻。黑暗中谁也看不见谁，一直聚会到凌晨三点多钟。
民国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底，台中的陈复生长老、花莲的刘东辉执事到了立山，“讲论有关受洗的事，言明接受洗礼才能成为神的儿女”。于是在冬日的黑夜中，陈复生为苏该等人施行了大水洗。
民国三十二年（一九四三），日本警察与一些未信者对基督徒的迫害变本加厉，常常召集信徒进行侮辱、指责。
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美机轰炸台湾，日本警察对基督徒更加不满。一个日本警察说：“都怪你们信美国神！你们看，美国人来轰炸台湾了，你们为什么还要向著美国人？若还不丢弃美国神，我就把你们一个个抓起来，放在大袋子里，丢到河里去淹死。”有一次，还抓了两个大约十三岁左右的孩子审讯，问他们信美国神多久了、多少人、聚会地点、领导者，两个小孩只回答说不知道，日人无法，审了三个小时，只好让他们回去。
又一次，日本警察又召集了基督徒，强迫他们放弃信仰。在地上画了一个大十字架，把从外会信徒身上搜出的圣经、赞美诗排在十字架上，命令基督徒去踩，并威胁说，如果不踩就砍头。当外会信徒走十字架时，头一个牧师没有踩到圣经，被拖去毒打，后面的信徒就用全身力气去踩圣经和赞美诗。于是日本警察露出了笑脸。之后轮到了真会信徒，苏该带头，走到十字架时，毫不迟疑地走在圣经旁边，不去踩。跟在后面的信徒，连同小孩，也都这样跟着走。走完之后，日本警察高举武士刀，命令再走一遍，若不踩圣经，就砍头。苏该于是又带领信徒们照样走了一遍，还是不踩圣经。日本警察就高举武士刀准备砍苏该的头，苏该紧闭着双眼，只听铛啷一声，刀掉在脚边。睁眼一看，只见那个日本警察倒在地上，翻白眼，口流白沫，全身发抖，好几个日本人正在椅子上为他按摩。那些未信者都害怕地跑回家，苏该他们也都跑回家去了。自此以后，日本警察及未信者就不再逼迫，也不敢辱骂了。过不多久，日本投降，台湾光复。
真耶稣教会由立山传到宜兰县南澳乡
这与立山太鲁阁族的包百合（山地名叫うピヮ，音译作拉萍，或拉宾）密切相关。
据《台湾传教七十周年纪念丛书 撒网史记（一）》所记，由林玉雪采访、包百合见证的、题为“西风扬古道 斜阳照笠山”一文所记。当初武忠治在立山部落中“密传得救福音”时，才二十多岁的包百合“受洗归主”。之后，双亲相继过世，无依无靠，生活困难，遂远投在南澳的姐姐亚不恩，只身嫁了过去；时间是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一月间。姊姊一家是泰雅族人。包百合积极宣传福音，首先是姊姊的家人相信了。立山的密友王玉珍也来到南澳的另一部落，两人常在一起祷告。恰巧，姊姊的长女生病，全家不知所措，遂延请山里的一位指导者（弟兄）前来代祷并施洗，侄女的病就这样好了，“姊姊家人也于是归主”。包百合就更加勇敢地“见证”，传播“福音”。
一个寄居的外人，大谈耶稣，又教人祷告，早就引起了族人的愤怒。族长要抓她审问，幸有好心邻人告知，遂同侄女连夜逃往山中，躲了一天一夜，避过了风头。以后，接连几次要抓她，都躲了过去。终于，有一天清早，族长、头目和一群青年人将包百合堵在了家门口，有人提议“杀掉她！用麻袋装着丢到海里去”。围观者越聚越多。人群中有人开口了：“她做什么坏事？说出来啊！她是坏人吗？”“不是坏人，为何这样待她？”被质问如此，那些叫骂的人都纷纷溜走。当时，在四个部落中都有人慕道，拉宾实在舍不下，但“族人看她如眼中钉”，只好暂避风头，回到老家——立山。不久，王玉珍也回来了。
到二战末期，美军大举反攻，日军败退，在台日军迁怒于基督徒而大加迫害，全面禁传基督教。日警为了抓她，将其骗回南澳。这次，族长、头目、族人、警察把她叫到派出所，在烈日下罚站，三个男人轮番揍她、掴她。打得她眼冒金星、昏头胀脑、晃来晃去。包百合“心中不停地呐喊：‘主啊！来救我，来救我！’”打完之后，警察再问信什么教，回答仍然还是基督教。头目就抓住她的头发扯来扯去，使她转过来转过去。回家后躺了整整四天，不能吃喝，不能说话，“心中想，主被钉十字架，手心流血疼痛，为要救我的灵魂，一身的痛就这样忍了过去”。当时远在富世的杨约翰执事和村田丰道长老知道消息后，就到南澳探望她，为她祷告。包百合很快复原，南澳教会也立下了根基。但大迫害也就开始了。
真耶稣教会在东部台湾传入山胞，实际上有两条线索：一是上面已经说过的，由花莲而富世而山里、而立山，而铜门；由山里而又南澳。另外一条线索，台东美和村是起点。
《台湾传教五十周年纪念刊》在“美和教会沿革”中也记载了阿眉族如何接受真耶稣教会的“真道”。“美和村的居民，大部份是阿眉族的同胞。日据时代为寻觅耕地，而由东何乡隆昌村迁来，租耕糖厂农场。当时虽有美国的‘耶和华教’的传入而相信基督，但在贫穷之中仍无法革除酗酒、跳舞、淫乱等恶习，而终身活在黑暗中。”
真耶稣教会的传入，《台湾传教七十周年纪念丛书·撒网史记（一）》则较为详细。其中见于阮钱杉见证、陈素观整理的“一步一脚印——记台东县宣道经过”一文。
阮钱杉在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七月（光复前四个月），被日军征召到台东县美和村的（畑野）部队服劳役。当时在此服役者共一百五十人，分为五个小队，阮钱杉为小队长之一。阮钱杉平日行止、对队员之态度和其他队长不同。引起队员中二位阿美族同胞林太郎、赖贵发的注意。二人遂暗地询问阮，为什么会有战争？阮则据《圣经》回答。二人私度阮可能是基督徒，于是又进而问守什么日，阮钱杉便藉机阐明真耶稣教会的五大教义及安息日等问题。之后，林、赖二人陆续邀了四个人前来求道。三天后，阮钱杉在夜间为他们施洗。次日，又告以如何求得圣灵。不多日，林太郎求得圣灵。之后，又二度施洗，再增信徒六十人。前后十二日，六十六人信主。一个月之间增至一百八十人。虽然如此，在光复之前，还未能建立教会。